论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8）

毋庸讳言，对自由和平等给以充分和系统的论述是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斗争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原则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毕竟体现了革命精神，成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在对这些理念的诠释和理解中不断加入自己的阶级属性，自由主义开始蜕变。尽管如此，在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着主张“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观点的分歧和对立。主张“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完全听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经济活动，反对政府的必要调控和对公平的维护；在政治学说方面推崇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否定平等的合理性，贬低公众的民主能力。这些，与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理念存在重大差别，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原因也在这里。但是，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有识之士与“消极自由”论者截然不同。西方主张“积极自由”的学者托马斯·希尔·格林指出，积极的自由就是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性去主动克服客观外界对主体发展的障碍去扩大自由；而消极自由则是被动适应客观外界以期对主体障碍的相对减少。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批评传统自由主义鼓吹“绝对个人主义”、“个人至上”的“消极自由”倾向。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只有在对社会福利有用，符合于己于他都有益的道德准则下才是一种权利。同时，自由应当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自由既包括经济自由，又包括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主张“积极自由”的思想代表约翰·罗尔斯在他的代表作《正义论》中，尤其强调平等的自由。他强调的平等的自由，实际上不仅指法律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而且指的是事实上的平等、结果的平等，为此就需要对最少受惠者(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补偿，以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在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作为公共利益协调者和法律制定者的国家，必须也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自由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方面外部条件。他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奉行放任主义，即国家对待经济和社会生活持完全不干涉态度，是20世纪的“过时”理论，它无视社会中不平等的发展，导致自由的逐渐毁灭，其结果只能使国家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和民主政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就是适当扩大国家干预经济和加强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建设“积极的”福利国家。与此同时，他们重视公民的民主权利，主张为了保证自由和民主的实现，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公民更多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显然，在自由主义内部主张“积极自由”的理论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自由和平等是有一些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又譬如民主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确是当今世界被人们搞得最为混乱的问题。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看来，民主就是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民主”这个词汇在古希腊是与“城邦”和“公民”联系在一起的，后来转义为“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突出的是主权在民的理念，这是关于民主内涵的正确理解。然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流派普遍关注的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因此出现了林林总总“带修饰词的民主”，⑩这种所谓“带修饰词的民主”其实就是民主的外延。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话语的通病是将民主的外延混淆于民主的内涵，企图将西方的“消极自由”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决定，而选举、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协商、代议制、权力制约等，只是民主的外延，即具体实现形式。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当然有联系，共性(内涵)总是通过个性(外延)来体现的；但民主的外延绝不等于民主的内涵，民主的外延总是同一国的国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任何一国的民主在坚持民主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只能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发展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绝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是正当的、合理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例。自由主义民主强调自由并不错，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但是，自由和民主并不是同一个范畴，两者不能混同；民主就包涵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事实上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让渡，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了。孟德斯鸠就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11]。自由主义民主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更不适合注重集体主义的中国国情。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主张“积极自由”的多元民主理论主张扩大民主主体，社群民主理论主张公民积极参与和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协商民主理论主张通过协商扩大和实现民主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都有其一定合理内核，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此外，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法治理念、权力制约理念等等都是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体现，对此，我们切不可盲目排斥，全盘否定。认真地批判吸收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