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14）

其二，当社会权力配置以法律活动为核心，特别是以司法活动为权力运作的终局，即所谓法治并让司法独立被崇尚，可能会使人们认为法律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错谬，无法期待自我矫正，犹如人们在法国大革命前看到的“巴列门”（当时法国最高法院，其甚为专断）， [96]亦如人们熟知的一个原理：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较困难（孟德斯鸠式权力制约逻辑的根据之一）。因此，“政治学”的路线无法回避。但这种担心亦为过虑。“经济学”的社会调整依然会出现，因为，即使是法治，也同样存在人们可选择其他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如重启民间法则的适用， [97]使法律职业或事业的服务机会成本增加。如此意味着，并不必然只存在“政治学”的选项。

其三，卡夫卡的“历史主义”和历史法学派的历史主义存在区别。后者是现代性的信徒，即期待法律前进，具有历史目标，仅主张缓慢、待条件成熟而已。 [98]前者没有现代性的痕迹，即并未期待法律前进，亦无历史目标。此外，历史法学派侧重了外在行动化的习惯法，卡夫卡却以内在主观化的普通法律认识为要义。两者均重视“历史”、“时间”的概念，无“整体革命”的冲动，但却以不同的社会冀望方案等待未来。这种区别，则缘于思路上是否深入洞察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

最后本文想提到，卡夫卡的“法制文学”，用精巧叙事，将法律“秘密”、行业性质的表层交待，与普通人法律态度的潜层描绘，交汇互映，以折射其“历史主义”的寓意，可引导读者深入理解常见却常被遗忘的一种普通人法律态度—不置可否、沉默或旁观，且深入思考之。而文学阅读和法学阅读均存在“吸引”，但文学的，显然更具普遍性和“历史持久性”，这种普遍性和“历史持久性”亦为读者提供了反复体会上述“历史主义”的便利条件，毕竟，我们每个人更潜在的是“文学爱好者”，而非“法学爱好者”。故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凭借法律与文学的学术逻辑，及卡夫卡文学的世界盛誉，已经且继续可成为不断挖掘法学思想的宝库。 [99]本文再为一次努力。

注释:

[1]有学者指出这点，参见Alan Watson, Society and Legal Change.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1977，pp. 8，115。

[2]See Richard K. Sherwin, Law in Popular Culture，in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Law and Society, ed. Austin Sara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p. 95.

[3]当然，一个复杂现象也会存在：普通人实际上精通法律，像霍姆斯所言，会预测及利用法律，如中国的“缠讼”。一旦遭遇法律，普通人有时不得不自己查阅法律，或请教法律专业人士，并仔细研究，故熟知，可谓精通。但此现象已表现了内行人的特点，只是身份有别于后者，不能认为是普通人的。

[4]众所周知，这种认识的学术文献及一般文献非常多。

[5]See Joseph Singer, Real Conflicts. Boston：School of Law, Boston University, 1988，p. 163.

[6]See Peter Goodrich, Reading the Law: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Method and Techniqu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p.20.

[7]对现实中许多法院判决、行政执法表现出来的批评态度，即为例。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法律的公开性、明确性和期待所有人遵守法律，其逻辑上预设了普通人可以读懂法律，也易使“普通人不懂法律”成为疑问。故现实中普通人有时自然流露出批评，有其理由。

[8]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外行易依赖专业，故易相信专业的观点。关于此现象在法律层面的相关讨论及文献，参见Roger Cotterrell, The Sociology of Law：An Introduc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1992, pp. 174～175。

[9]参见[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8、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