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中国的新国家安全体制任重道远（2）

这就是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今天“终于”诞生的重大意义。

这一安全体制并不是新事物。美国人1947年就建立了，并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为名决策了一系列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期间还处置了一系列危机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驻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9 11”事件……不论是对是错，是失是得，该委员会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自成立之后，美国几乎所有重大安全问题决策，都出自该委员会之手。

对这一体制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自2000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我们开始对这一体制进行探索，也过去了13个年头。13年来，中美撞机事件、“非典”危机、朝鲜半岛核危机、奥运火炬传递、中日钓鱼岛撞船、黄岩岛事件、钓鱼岛危机……像一块又一块磨刀石，也对我们的体制机制进行了磨合，提供了考验，揭示了不足。13年后的今天，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说是大势使然，也是水到渠成。30余年改革开放，人们对增设机构普遍持有抵触情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立，引发的却是官方民间一片叫好，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就是这种“势”的证明。

但是在叫好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清醒。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并非是安全问题的终结，不过是新一轮探索的开始。开始调整资源，开始理顺关系，开始分配角色，开始实际操盘……一切都是开始。任何机构都无法包治百病，都不能包办一切、替代一切、解决一切，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是如此。其实连最早搞出这个机构的美国人也弄不清楚，他们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才把该机构由一个大家争吵不休、各方权力激烈博弈的场所，变成了一个比较合理、比较高效的决策机构，才把一批毫无经验却趾高气扬的新手，练成了一伙不事声张却又久经阵仗的老枪。该机构建立最初是为了应付美苏冷战，完成外交、国防、情报的整合。那是20世纪40—50年代。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如果我们对它的理解依然局限于为外交服务或为内政服务，只能证明我们的思维与今天的综合安全观、总体安全观依然相距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