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谈人大制度和文化体制改革（6）

谈新闻监督　中央政策没有变化

人物周刊：今天研讨会谈到“陈永洲事件”，你怎么看？

柳斌杰：陈永洲事件，作为他本人，如果是见利忘义收了钱，发布不实信息，他罪有应得，司法机关会公正地处理。但是对记者队伍实行的新闻监督，进行打击报复，这个我是一贯地反对的。我明确地讲过多次，记者的监督权要保护，记者采访行政公务人员不得拒绝。公民个人有权拒绝，公职的人员不得拒绝，应当主动把新闻事件说清楚。

人物周刊：比较理想化，记者都感觉采访官员尤其困难。

柳斌杰：大多数能做到，必须这样。一般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动用司法机关干扰记者的公务行为，所谓公务行为就是受新闻单位指派的采访任务。当然抱着个人目的去搞什么名堂，不在此列。社会公众要求媒体监督，这是社会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最有效的一种监督手段。很多公务人员、官员，不怕上级怕媒体，就说明了它的监督作用。

官员怎么对待记者、对待媒体？我们的官员缺了这一课。官员要过这一关，要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主动地接受媒体监督、沟通交流。现在有些官员想把媒体管死，不让报道，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做不到的。你不报，老百姓的手机早上网了，对不对？你不说，只能给谣言留下更大的空间。公开、透明，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舆论生态环境就会好一点，不会搞得记者战战兢兢的，官员也诚惶诚恐的，大家都高度紧张，那个不必要。如果长期那样，这个社会也不正常。

另一方面，记者的职业操守也要严格训练。选择了记者行业，就选择了社会的良心，你就要有为人民群众仗义执言的职业精神，要敢担当。你必须知道媒体是一个人民性、公开性的，一切行为都是处在公开监督之下，所以你更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实事求是。“新闻”只要虚假了，你的一切动机、一切努力都站不住脚。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相信，媒体的经营压力等各种情况会导致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失范，很多人就觉得陈永洲这个事情肯定就是出于经营方面的考虑。

柳斌杰：陈永洲如果是见利忘义，收钱发布不实信息，那么他的问题就不属于经营方面的问题。报纸经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迎合读者的口味，低俗化，来争取发行量、点击率和广告。现在报社政策有不妥的地方，往往把拉广告的任务弄到记者头上，这是不应该的。

严格来讲，我们改革里面有一条，经营和宣传业务两分开，两套体系来运行。新闻宣传的这一部分，要提供保障，不是说用它发家致富，起码叫它衣食无忧，要保障记者、编辑安心地做新闻、做评论、做消息。经营这一部分，要依托市场、依托资源、依托品牌，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记者、编辑这部分绝对不允许参与经营，不能把记者工作跟经营挂上钩。这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要整顿记者站？记者站就出了这个问题，记者站往往是跟经营挂钩的，一年要完成多少广告任务，现在是坚决禁止这样做。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舆论监督，媒体业内感觉这几年舆论监督的力度弱了、政策变了。

柳斌杰：这种感觉与当前的舆论状况有关。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基本上是放大了负面信息，对舆论监督造成的影响比较大。从党和政府来说，这方面还没有找到妥善的应对和管理办法，去改变这种舆论生态，这种情况下就会经常强调互联网管理和负面信息的问题。我估计对主流媒体、传统媒体产生了一个误导，以为政策变了。其实不是，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媒体监督问题，这个政策没有变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更要主动地、积极地参与舆论监督。有一些媒体做得很好，有一些有点变化，一些监督节目好像也变味了。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误解。

人物周刊：是，曾经最有力的《焦点访谈》变化很明显。

柳斌杰：都变成正面宣传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一直是正面引导为主，加强舆论监督，两个方面都有。媒体如果不履行监督责任，它的影响力、公信力就大大减弱。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性失真，全部选莺歌燕舞的那一面，好像社会没有矛盾、没有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不真实的现象。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这样？是主流媒体的报道习惯，还是跟正能量、主旋律的要求有关系？

柳斌杰：传播正能量、突出主旋律，这是我们宣传发展的要求，但并不排斥监督，不能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去。这是没有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中央的宣传方针和媒体管理政策。有一段时间好像有点忽左忽右的感觉，这是媒体执行上的问题，中央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