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官员必须严格控制退休年龄

1993年中国出台《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务员制度正式确立。被称为“中国第一考”的国考，从1994年报名4400人、招录462人，到2014年报名152万、计划招录近2万人，短短20年，职位招考规模增长了近50倍，报名人数增长则超过300倍，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报考热潮。2014年国考，平均每个岗位有77人竞争。其中，37个招录职位的报名比例超过1000:1，最热岗位竞争比达7192:1。

有一种解释认为：“延长退休主要是为了减轻养老金支付压力。”这种解释怎么能说得通？虽然寿命延长的确给养老金支付带来了压力，但不是延迟退休的理由,更不是延迟退休的前提条件。现在是政府机构庞大，吃财政饭的人太多，同时，财政支出控制不严，浪费惊人。因此，人们认为，养老金缺口完全可以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来解决，根本不需要延迟退休。

公务员法中，包括公务员录用、考核、惩戒、福利保险等一系列新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这部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是建国50多年来中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综合性法律，里程碑意义不言而喻。然而之后数年，公务员改革的步调开始放缓，“铁饭碗”变成“金饭碗”，考公务员热持续升温，一个职位近万人赴考。不可否认，相对于中小企业员工“蜗居”的生活现状以及随时面临的失业风险，公务员福利待遇相对较好，对于多数人而言，依然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实践表明，腐败与权力失去监督不无关系，而政府的财政权在于对有限的公共资源，具体表现为对公共资金的分配，是权钱的结合点。在这种分配活动中，涉及公共资金的供给、需求等众多的利益相关方，具体为财税部门、政府职能部门、行政事业单位、享受国家拨款或补贴的企业及个人等等，从而构成了一个利益链条。资金的需求方有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冲动，而资金的供给方则面对有限的公共资金有诱发取得设租寻租收益的可能。

日本人从小被灌输对团队和国家的忠诚，对长辈、前辈和领导的尊敬。团体或国家领头人的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团体或国家的大方向。大部分日本人都仅仅是追随者，即便他们并不认可领头人选定的道路，也不会据理抗争，更少有公开挑战领头人权威的。他们大多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政府做了决定，他们往往选择服从，被动地卷入政治漩涡，承担潜在风险。

与以往不同，在2006—2009年的医疗体制改革决策过程中，决策部门采取了“开门”与“磨合”的决策模式和路径。“开门”是指在决策参与上的“开门”，即向不同人群开放决策的大门；“磨合”是指在沟通机制方面的“磨合”，即通过协商、讨论等方式形成一定的共识。“开门”与“磨合”决策模式以公共决策为基础，力求通过“开门”与“磨合”的决策路径，形成一种更为民主化、科学化的“公共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