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为经济起飞注入强劲动力（2）

30年改革奠定了我国经济起飞的制度基础

主持人：照你们的研究，触发中国经济快速稳健起飞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问，中国经济这3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方栓喜：我先亮出我的看法。我觉得是制度、制度环境、制度基础。

现在，尽管我国经济转轨进程还远未完成，但回过头来看，毕竟为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过去30年的改革从如下几个方面大大提高了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一，在农村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

这是我国经济起飞的最重要基础，粮食生产效率的提升使人们吃饱饭，并产生了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后来我们能够在体制外发展民营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前提。

第二，微观领域的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企业竞争的局面，经济活力大大增强。

大部分中小国有企业为更高效率的民营经济取代，其它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后效益大大提升，民营外资经济蓬勃发展。这就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微观基础。

第三，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组织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

在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倾向，再加上GDP政绩观的作用，大大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第四，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全方位参与全球化进程。

在前期有效地弥补了国内资本短缺，在后期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

第五，金融体系从财政体系中独立出来之后，进一步市场化。

资本市场的形成、商业银行的企业化，开始使资本能够按照市场化原则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

但上述分析并没有区分时间因素。事实上，上述五大因素在30年中的不同时间阶段分别展开并发挥作用，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长期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性因素中受益。

比如说，最初是农村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很快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制度的潜能虽然发挥到了顶点，但其成果是稳固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会再有粮食生产大面积滑坡的现象。

当这种体制性所能够带来的增长动力释放完后，又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民私营、外资经济大发展，这是又一种体制推动力。

新世纪之后，加入WTO也使我们获得了新的驱动力。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改革是一种不间断的改革，在过去30年中，如果有哪一个阶段没有新的改革举措出现，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大发展大繁荣的结果。

 渐进式改革探索反映了民族复兴的理性意识

主持人：前面你谈到一个关键词“渐进”，改革开放30年，这个“渐进”的含义怎么来理解？是不是有历史的代价做参照？

方栓喜：是的，“渐进”很重要。渐进式改革是这场改革的基本特征。

应当说，我国找到这样一个关键词，花费了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时间。当然也有历史的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失去了一点一滴改进、实现民族自强的机会。把历史拉长，才可以解释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为什么坚定不移地走上渐进式改革之路。

在改革问题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同的做法。“休克疗法”和渐进式改革的对比，事实上是历史的事后评价。我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恐怕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做过太多激进方案的尝试，做了太多“欲速则不达”的事情。

从总的来说，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是相当成功的。当然也有人说，激进式改革先苦后甜，但现在看来，许多激进式改革的国家先苦了，后甜还是未知数。

在说“渐进”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词“理性”，也很关键。

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说这是经验主义，是理性吗？从回顾的角度看，我觉得是理性。

20世纪社会科学最大的进步，我认为是思想家们开始认识到社会是不可以设计的，人类缺乏这种超凡的理性，对于社会建设来说，人们只能有相当有限的理性。

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渐进式改革坚持下来，这难道不是理性吗？对我国来说，最大的幸事是这种理性掌握在具有最高权威的改革者邓小平手中。

将当时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而少数智者掌握的事情简单地归结为经验主义恐怕很难成立。其实，“摸着石头过河”只是一种谦虚的、形象的说法而已，绝非是未经审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