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国家转型治理中的欧洲参与

北非现代化转型并非自2010年底以来该地区发生系列变局后才开始。过去20年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在西方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压力以及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许多北非国家威权政府也采取了发展经济、解放社会的政策，该现象被部分西方学者称为“机智转变”（smarttransition）。①

这些“机智”的专制独裁政权承诺开展民主改革，减少高压手段，即所谓的“升级的专制主义”（upgradingauthoritarianism）。①但该地区发展严重依赖外来因素，游离在现代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之外，其发展落后于时代要求。国内外学界对近年北非变革的原因和性质已做了较为充分的分析：既有“民主革命说”与“起义暴动说”，也有“政治危机说”与“社会运动说”。就北非地区变革发展情况看来，可定义为“现代化转型”。这场转型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益、争取改善民生、促进发展经济、完善宪政制度、健全社会功能；其表现形式是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抗议浪潮。②

北非地区人民坚定地争取有尊严的生活，其诉求推动了转型向纵深发展。这一地区又是欧洲的“后院”，欧洲在该地区有不言而喻的地缘战略和政治经济利益。欧洲长期在北非经营，其政策对北非变革有怎样的作用？变革之中的北非地区受到欧洲怎样的影响？变局之后，欧洲将如何调整介入北非的方式？本文将分析北非地区若干国家转型进程中欧洲参与的特点和作用。

北非国家转型的要素、范式与欧洲参与转型的关键在于由谁主导，如何规划目标以及如何转型。

（一）行为体

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在《抗争政治》（ContentionPolitics）一书中指出，当权精英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一个威权者会主动通过政治改革来改进结构推动转型。只有当一些结构要素被某些外在力量激活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威权政治的终结力量。③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过程，西亚北非的重要特征是伊斯兰势力的参与。伊斯兰势力在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无处不在，只要民主选举，伊斯兰势力必然上台。伊斯兰运动政党、经济行为体长期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谋生，它们参与政治转型、成长以及制定新游规则的能力受现存政治体系的条件制约。青年运动在传统治理架构之外运作，通过新的技术方式联系起来的，不受传统动员方式制约，具有自发性和非正式性。伊斯兰政党与经济行为体、青年运动团体对转型的考虑有所不同。北非国家现代化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伊斯兰主义如何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以及伊斯兰政党能否处理好与世俗自由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在外来行为体中，尽管美欧等西方国家深陷经济危机，仍然迅速集结资源介入地区局势发展，尤其以利比亚战争为代表。利比亚战争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遭遇的第一场严重的国际安全危机，成员国不同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关切主导其在利比亚问题上的不同抉择。①

尽管如此，欧盟及其成员国最终联合美国迅速确认了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战略目标，并且在事实上形成了“大国舞剑，欧盟扛旗”的对外关系分工模式。②

西亚北非形势在新兴国家外交议程中也占据重要位置。印度70%的石油从中东进口，另外有500万移民③生活在西亚。印度重视拓展自己作为面向西亚北非地区的窗口，加强双边关系和宗教联系。大量阿拉伯人生活的巴西，是西亚北非的重要经济和战略利益伙伴，重视以前总统卢拉发起建立的“阿拉伯—南美峰会”为平台，开展与西亚北非的交往。俄罗斯一直是该地区的重要外部力量。在普京治下，俄罗斯不仅与阿拉伯世界发展了更为密切的能源和军事关系，还与以色列保持着良好关系。海湾国家借变局日趋活跃，不仅加深对地区热点事务的介入，还渗透进转型国家，向一些政治行为体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外来行为体对北非地区的宗派势力较量及伊斯兰势力发展趋势的认知，是能否成功参与转型进程的关键。

（二）目标

北非国家的转型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所有转型国家新政府首先要解决的是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2010年和1980年的数据相比，西亚北非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8%；而同一时期，拉美的增长率是415%，南亚是50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643%，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185%。④

西亚北非地区发展速率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外，由于治理体系缺乏有效性，腐败和不公平现象严重，西亚北非国家人类发展指数⑤甚至不如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⑥，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经济社会治理问题：一是人口增长过快，住房供给跟不上；二是农业落后，缺少农业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不高，食物价格高企，中低收入阶层生活困难。

城市化发展过速，社会规范变化无常。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无法应对世俗与现代化的挑战；三是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政府治理水平低下。四是社会裙带风气盛行，各领域不公平现象十分突出。教育质量下降，学科发展滞后，青年人就业困难，社会无力为创业者融资。另外，宗教和部族歧视严重，家庭受社会影响难以稳定。变局之后的两年多来，社会不公平现象未得到遏制，经济危机愈发严重，2011年突尼斯总体失业率从上一年度的27.2%升至29%①。2012年2月20日，摩洛哥举行了纪念“阿拉伯之春”一周年游行，此时的摩洛哥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制宪公投的良好势头渐渐消弭。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的恶化将削弱对推动民主进程的政治支持，北非国家转型任重道远。

（三）方法

西方一直认为其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巨大的示范意义，且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但随着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人们不禁要问哪个模式更值得效仿，哪股力量应该参与北非地区的建设？要学习别国经验，首先必须确定经验是否值得学习与采纳，另外，还要区别不同地区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特质。于是，欧洲学者主张北非国家转型的进程借鉴中东欧国家在冷战之后的转型，或其他伊斯兰国家如土耳其的发展道路。苏东剧变之后的中东欧国家与如今的北非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有根本区别。②

北非国家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运动建立军政府或世俗共和制后，就已采取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在农业、贸易、服务等领域并未禁止中小企业、私营部门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在经济所有制方面也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和法律阻碍。商品价格基本遵循市场原理产生，与西方贸易往来也很紧密。过去15年间，北非国家在区域内部以及与欧盟之间都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甚至有些国家与美国在常规项目间实现了美元与本币的自由兑换。西亚北非地区私有化经济相对发达，当然，经济体制中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阿拉伯国家不能照抄中东欧国家转型经验。土耳其已完成从军政府到伊斯兰政党政权的交替，其伊斯兰政权也完成了民主化改革，经过“强政府”过渡期来稳定政权，巩固社会基础，其经济有序发展，形成了以“共和、民族、世俗、国家、平民和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土耳其模式”。从凯末尔时代推行激进世俗主义，确立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实行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遵循激进的西方化倾向，发展至21世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推行的消极世俗主义，逐步改变“军人监国，文官执政”的治理格局。“土耳其模式”乃统治精英以革命方式确立，以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力量不断较量的形式发展。西方出于在西亚北非推进西方民主的愿望，普遍认可这一伊斯兰国家转型发展的“模式”①。但该模式的推广有其局限性：首先是阿拉伯人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土耳其模式”的提法；其次，土耳其模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独特性，其他国家很难效仿。2013年5月发生的土耳其民众抗议运动，表明其伊斯兰主义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平坦，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北非国家完全照搬另一国的发展模式恐怕难以达到转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