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国家转型治理中的欧洲参与（2）

欧洲对北非国家战略及政策转型分析

北非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欧洲并未真正离开过该地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对北非的外交战略以推行民主化进程为主。21世纪头十年，特别是“9·11”事件后，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重心由推行民主化进程转至反恐，西方为了本国利益及形势所趋支持听话的专制独裁政府，在理论上假设专制和准专制政府是通向民主和稳定政治体系的唯一路径②，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卡扎菲在西方的利诱下采取表面的自由化改革。欧盟政策回归传统现实主义，以战略利益、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为首要战略目标。

针对阿拉伯世界的诸多问题，也为了自身的安全环境，欧洲在北非地区开展了多年研究和广泛实践。现时的欧洲正处于创建和平、民主的周边环境与恐惧阿拉伯世界完全走上非西方道路的困境之中，推行多年的政策不见成效使得欧洲人颇有挫折感。无论欧盟还是其成员国，对北非地区兴趣不断减少。此次中东变局，欧洲人既认为这是阿拉伯民主化浪潮，同时也意识到全球议程已不再完全由西方决定，对规划北非的未来，感到力不从心。

（一）对战略逻辑的反思

确保能源安全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北非对欧洲维护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战略意义。欧盟80%的石油和30%左右的天然气进口自西亚北非地区。利比亚作为非洲最重要的石油产地之一，是欧盟第三大石油供应方。①

几乎所有欧洲石油巨头在利比亚都有重要投资和产业。欧洲将北非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增长点的同时，兼顾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防止非法移民以及有组织犯罪等。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基于现代文明的自身规范的输出以及自有体系的扩展，同时运用军事保护或干涉、经贸输出或制裁、传媒赞美或谴责等手段。②

欧洲希望能主导周边国家政治体制模式，在具体的策略方面，最早由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提出重建西亚北非地区的所谓“发展—安全联动战略(development-securitynexus)”得到了欧洲主要国家及欧盟的采纳。除安全和发展外，欧洲将多元文化的保护作为在欧盟以外践行其规范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如在欧盟委员会的倡议下，于2005年成立了欧洲—地中海文化对话基金会。自“9·11”事件后，整个欧洲弥漫着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在当今欧洲，穆斯林群体比全体欧洲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低，离群聚居，犯罪率高③，在住房、就业、教育和量刑方面都遭受歧视。④

欧洲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平等对待

其他文明传统和文化，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特别是将伊斯兰视为对欧洲精神和身份的威胁⑤，更无法正视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伊斯兰宗教复兴的事实，实际上违背了尊重多元文化这一核心规范。

将民主进程的推行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相结合，也是20世纪九十年代欧盟外交的重要手段，最显著的标志是1999年12月开启了土耳其入盟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良好氛围已逐渐淡去，土耳其入盟进程看不到终点。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对外关系中实现利益互补，成员国的硬实力是欧盟发挥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欧盟的软实力为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增强欧洲在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影响力。以利比亚战争为例，英法以构建“意愿联盟”的方式，提高国际影响力。同样是武力干涉，与美国主导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同，在利比亚战争中，英法通过联合国决议、寻求地区组织支持等多种方式为其干预行为谋求合法性，显示出其利用多边机制的“娴熟”程度，凸显了“制度性霸权”的特征。①

总而言之，欧洲站在文化吸引力的中心和一体化影响力的高处，本想借着溢出效应，以“欧洲模式”塑造北非地区，却因为地缘上的接近、历史上的纠葛以及该地区本身的复杂性，使欧洲不能超越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认知与束缚，结果差强人意。欧洲的方案落脚点是为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而非北非地区发展问题：首先，欧洲与西亚北非国家打交道的方式，并未将北非国家放在与之平等的地位上，没有真正理解对方；其次，欧洲由于自身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针对北非地区的活动和投资预算减少，机构运作乏力，影响力下降；第三，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下降和新兴国家的蓬勃发展，“欧洲经验”不再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