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新背景与新特征（4）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实现基层政治高效整合的现实意义，重新解释和建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关注到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新动向，不仅有助于对农村基层治理现状的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看到当前村治问题背后的原因，从而为构建新的乡村治理结构提供参考模式。首先，基层治理变革分析和解释了当前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威的实际状态。转型期农村的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理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农民的利益追求、经济发展都是与其政治权利密切有关的，而农村现在面临着权力结构调整与政治权威再塑的问题，这是农村基层治理和民主政治建设相当困惑的难题，而建构现代化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代表着一种新的分析思维和解决框架，建立理性化的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始终抓住的核心问题。其次，基层治理变革为建构乡村新的治理模式提供参考。基层治理变革始终贯穿一条主线，即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个转型既包括经济的转型，又包括社会的转型，这种变迁就是农村治理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表明，只有把农民纳入到基层政治体系之中，实现基层民众与政治的整合，才能实现基层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只有将农民纳入到国家政治文明的框架之中，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但是，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民主政治体制，还不是长久的、强有力的整合机制，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形成需要一种更理性、更健全的权力组成结构与运行机制，而基层治理变革正能满足基层政治高效整合的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仍在加速，通过对农村政治经济秩序中冲突与矛盾的分析，构建一种协调而有序的治理形态，构建转型期基层治理的理性结构，应当对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具有重大的方法论和价值论意义。

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拓宽了分析农村问题的研究视野，能够丰富和发展“三农”问题的相关理论。目前基层“三农”问题的复杂状况是中国的独特现象。现代“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纯粹的方法。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研究农村问题。正如学者曹锦清所言，“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到目前这一阶段，的确应该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说，应该把“三农”问题列入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加以思考。学者秦晖也认为，没有什么“三农”问题，只有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也不是种田人的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在农村之外的问题。显然，农村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传统的分析框架，广泛吸收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成熟理论与研究方法，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理解和看待农村问题，避免传统分析进路的局限。事实上，当前“三农”问题不缺乏价值研究，也不缺乏实证研究，缺乏的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注重运用政治文明的分析思维和基础理论来探索农村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探讨问题的性质、形成的原因以及变革的方向，进一步梳理、整合、协调和发展农村的权力结构，最终为基层治理的发展确立和提供一种新的体制模式，这是传统“三农”问题的研究方法很少涉及的。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主要从宏观的视角、价值论的层面来分析农村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价值、理念、精神层面来剖析农村基层治理的变革动向；二是从结构、基础、秩序层面来理性地探索农村转型期基层治理格局的发展路径。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发展的研究理论与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趋势是有差距的，而且没有很紧密的结合农村市场化改革和整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背景，因而使农村政治建设和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存在困惑。国家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呼唤着一种新的农村政治发展模式的建立和基层治理理论的提升。

三、结 语

中国农村当前的发展环境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这一转型也鲜明地体现在基层政治、经济和文化朝向现代化的方向变迁和变革，乡村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普遍、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现代性转型变革了农村社会的传统观念、乡土文化、社会治理体系。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性以其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式把人类带离了历史上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现代性的转型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它改变了人类生活中最熟悉、最有个性的发展轨迹[10]。随着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加快，经济市场化、利益多元化、社会复杂化等发展问题给基层的自治治理加重了负担。因此，农村基层治理制度期待着能够再进一步提升和变革，不论是外在形势变化所逼迫，还是制度机理革新的内在催促，基层治理都必须正视当今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直面村治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通过外生性的政治文明基因导入和内生性的自治制度机制厘清，重塑广大民众对于基层治理的政治自信心和高度责任感，这也要求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的研究要突破传统的研究路径，形成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野，提升农村问题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