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讲好中国故事(2)

用“新”讲好中国故事(2)

国际舆论场对中国的种种“戴帽”“定性”,甚至“抹黑”,使得中国外宣工作不得不仓促应战、疲于应对,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在话语权上的困境。一方面倒逼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我们的外宣工作经常困囿在反驳和辩解的层次上,无法向围绕“议程”和“偏好”更高的权力层次和更丰富的话语权体系发展。而即便是在反驳和辩解的层面上,中国处在“四面西歌”、如临大敌的紧张状态,又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和话语的创新,拱手将“议程设置”的主动权让给外部世界。

掌握话语权的难点在于融通中外

话语权要发挥作用,取决于对方是否接受,如果对方不接受,我们即便用大喇叭喊话,也掌握不了话语权。掌握话语权之难在于,它不但面对着双方的关系结构,还面对着对方头脑里的认知结构。因此,话语权仅靠“宣传”是建立不起来的,它是一项面向文化、价值和心理的工作。

我们外宣工作的对象是外国人,就要面对外国人头脑里已有的观念和认知。实际上,中国人与外国人,就像每个不同的人,既有某些不同的经验与思维,也有某些共同的价值和情感。世界上软实力很强、公共外交成功的国家,并不是靠标榜和凸显自己的独特性,而是掌握了一套“求同”和“认同”的技巧。成功的公共外交和对外宣传,往往从对方熟悉的知识结构和易于接受的话语方式入手,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需求出发,设置话题、提出看法,最后获取信任,建立“认同”。

因此,“融通中外”是中国创新外宣方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我们无论有多么好的思想、文化和观点,无论投入多少资源来进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果找不到对方可以理解的话语方式,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对外表达、解释和沟通;如果找不到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基础,就不可能掌握主动、设置话题、引导舆论;如果不能激起普遍的价值、情感和思想共鸣,就无法改变别国的认知,形成对中国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认同。

对外宣传要融通中外,还难在我们宣传对象的多元性。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外国的政府、学者和精英,还有外国的普通大众。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层次的受众,知识和兴趣不尽相同。我们一方面要和外国的精英进行思想对话、理论对话,也要学会和外国的民众进行情感对话、知识对话。尤其是我们的外宣媒体,面向的首先是国外广大民众,要有能力为他们提供感兴趣的信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要讲遥远的中国发生的故事,也要讲和当地人生活和情感上的联系。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对外文化交流,不能一味强调高雅性、独特性和民族性,要高度重视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建立渠道让中国老百姓的趣味和外国老百姓的趣味相辉映,让中国普通人的情感和外国普通人的情感共鸣。从“融通中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外宣工作和文化工作还需要大量的改革与创新。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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