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上海试水国资改革值得期待（3）

“国董63岁必须退休”迈出国企改革重要一步

在国企，高管不想退休早已不是新闻，就其原因，无非两个——既当高官，又拿高薪，谁想退休？在国企当高管与在政府当高官多少还有一点不同——在政府当高官，到了年限必须退，而且没到年限就有可能退居二线；而在国企当高管，只要不犯错误，一直当高管几乎不成问题。上海规定“国董63岁必须退休”，这是一条硬杠杠，也是上海国资改革“第一枪”应该发挥的示范效应。

国企的高管要退下来，怎一个“难”字了得，甚至可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领导干部终身制在我国早已打破，而在国企始终余威犹存。这其中固然有企业发展壮大需要德高望重的领头雁的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浓郁的“官本位”意识作祟。

国企高管为国企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是国企高管拒绝退休的借口。你在位时做出了贡献，国家和人民给了你高薪、高待遇；你退下来后，国家和人民不但继续给你比一般员工工资高得多的高薪，还要让你安享幸福晚年。这不仅是国企发展的需要，更是以人为本的行动。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企高管的作用，无非就是当了火车头。然而，火车头不能一成不变，也需要更新换代、新陈代谢、推陈出新。当国企发展到一定地步后，当国企高管任职达到一定年限后，国企高管从万人瞩目的位置上退下来，既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国企高管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

国企改革是块硬骨头。“国董63岁必须退休”，上海迈出了国企改革坚实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步必然会有第二步、第三步。改革要敢于涉险滩、难啃硬骨头，希望上海的国企改革为全国探出新路，引领和带动全国迅速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热潮，如期圆满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宏伟目标。

“去行政化”是考察国企改革的标尺

备受瞩目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简称“20条”）在上海国资改革工作会议上正式公布，内容涉及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搭建、股权激励扩容等细则，被视为国资改革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质性举措，其要义在于推动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的运行更加符合市场规律。解读这次改革，国企的“去行政化”是颇有意味的关键词。

从国企行政化的具体表现看，主要体现在政府与企业职能和角色不分，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甚至直接管理，亦官亦商，国企凭借政治权力而在许多竞争性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企业领导人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20条”对于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国企过浓的行政化色彩。

国资改革的其他方面在深层次上都与“去行政化”有联系，它可以作为国企改革是否真正有效的表征。从管“经营”到管“资本”的转变，就强调了管好国有资本的运行，而不管企业内部事务，这是国企以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参与经济建设、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的体现，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政策的落实。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的开放、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股权的证券化、社会化与国际化这些手段，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做到既有国有股权，又要引入民营资本、管理层和职工个人股份等。这项改革能有效地推动企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国企市场化运行，但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其与国企的“行政化”冲突亦将变得明显，国资改革在步入“深水区”，体制性障碍将成为左右成败的关键。

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早就提出的目标，但难以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国企的管理，在一开始就被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去行政化”既需要解开国企产权问题的症结，又需要打破各种利益关联。而国企的改革，本身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它依赖市场化改革目标的明确性、政策的延续性，是一项长期的攻坚战。可以说，国企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而其市场身份逐渐清晰的“去行政化”过程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尺。上海率先推出的国资改革，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