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兴亡的历史文化追溯 （3）

(三) 改革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要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滞

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能不能改革，改到什么程度，都看是否合乎他们的利益。

其实1921年，在我们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几乎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

对于改革，斯大林便认为，不要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总理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和“休克疗法”，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

而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就是为改革开放树立的判断标准。尽管还面临这样那样的难题，但用胡锦涛的话说，只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就一定能够不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不断开辟通往成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