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和宽容（2）

几位巨匠回答了“何谓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这本书名叫《何谓文化》，会不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大？

余秋雨：我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顺序是倒过来的：先有文稿，后有书名。

创作契机是因为我以前在海外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问起：“何谓文化？”越是到现在，这样的问题就越明显，大家很希望有一个文化人来讲讲：到底什么是文化。

在台湾，每年都要评选出一位五星级市长，当选的市长会邀请我去作一次演讲，讲讲什么是文化。我也很努力地想过这个问题，觉得最好的答案，就是一群已经离开我们的文化巨匠，他们用生命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五位巨匠。

一位是大家熟悉的谢晋导演。谢晋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在这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儿子，每天都在透过门孔向外看，等待着爸爸回家。由于每天都趴在门孔上，眉毛都磨光了，就是为了等谢晋回来。我听后觉得很感动，后来我说：“谢导，其实这个门孔、这扇门就是文化。即使门在关闭的时候，也会从门孔透出一丝亮光；透过门孔，让大家看到世间的风光、人性的风光。而你呢，就像你的儿子一样，不离不弃地守着这一点亮光。”

谢导听了我的话也很激动。大家想想，谢晋导演的一生拍摄了那么多精彩的电影，而当他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家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高大而疲惫的背影。我曾在书中写道：我们经常会流泪，但是这个流泪不是基于同情，是出于仰望，这才是真正的、了不起的文化人。他把一个精神混乱的漩涡变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圣殿。这就是谢晋导演。

他去世的时候，我为他撰写了碑文，这篇碑文也被收录在了《何谓文化》里。就我来说，谢晋导演的一生是一个极度富有责任感的、充满着古典主义的一生，他是用生命来填充“文化”二字的。

第二位是巴金。提到巴金我们就更熟了，他活到了100多岁。巴金为人朴实，他不是闯将，也不是会高声呐喊的人，他用温和的眼光，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五四运动以后，他坚持人道主义、坚持自由。而在1976年以后，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批判一些“棍子”，包括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另一件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呼唤大家 “说真话”。巴金有一部书就叫《说真话》，他呼吁自由、呼吁人道。他先撤“棍子”，然后呼吁大家“说真话”。

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像巴金这样的人和事就构成了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