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和宽容（4）

解套还是靠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伟大的文化，也有自身的弊病，但恐怕都不如政治、制度的作用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秋雨：这是不可比的两个内容，不要简单地比大小。政治和文化，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可比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忘记很多皇帝的名字，但谁忘得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他们深深地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

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鲁迅先生称之为“国民性”，其实这个比政治更重要。政治千变万化，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不太容易改变。你看我们经过多少政治制度的变化，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变化就更大了，但中国的文化变化却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政治重要，文化不重要，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文化的定义比较宽泛，有宽的定义，也有窄的定义，从宽的定义看，几乎是无法讨论的，因为无所不包，从窄的定义看，资源又基本被权力掌控??所以大家都在骂来骂去。这个套靠民间的力量如何解开？

余秋雨：我在书里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什么叫文化？文化是人类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我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30年来，跨国婚姻很多，但很多都离异了，离异的原因惊人的相同—文化差异。这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文化了。因为文化差异，可以和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外国人离婚。这个文化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文化，由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组成，这个真的和政府关系不是很大。

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里面缺少精神价值的重建，精神价值其实是靠我们自己来建立的，靠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一个报社、每一个网站自己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解套还得靠我们自己，文化其实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你只要闪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风范的话，周边都会受到你的影响。

为什么前面我会讲到谢晋、巴金、黄佐临、章培恒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文化风范让我们怀念不已。一个人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文化可以影响学生、朋友、子女??可以影响很多人，所以这些不一定要靠上面的号召，我们自己一点点地传播，包括靠我们的媒体人。我很少看到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是靠上面的号召而做起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待所谓“国民性”问题和中国文化的缺失？

余秋雨：这个是我在写《何谓文化》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我们在讲文化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后变成集体人格的时候，鲁迅称之为“国民性”，鲁迅所解剖的“国民性”是以弊病为主。其实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他也在研究德国的国民性，也发现了德国国民性中的魔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比较多，但我们不能按照过去的写法，带着情绪，来骂自己的同胞。我走遍了世界各国，对其他国家的毛病也很清楚，我不忍心把全人类的毛病全拉到我们的祖先身上来。有的毛病是全人类的，并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

我在这本书里讲了中国文化的几个毛病：第一个就是严重的缺少公共意识。因为古代的君子对两个“ting”负责，上对朝廷，下对家庭，忠孝两全，忠是朝廷，孝是家庭，但他们没想到，在家庭与朝廷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致力于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代的命题，中国文化对此却一直缺少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第二个是严重缺少实证意识。所以我们假货特别多、谣言特别多。假货、谣言在世界各国虽然都有，但不像在中国这样生生不息，无孔不入。

特别是谣言，中国文化无法提供辟谣的机制，一旦遭遇谣言，你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机制，你越想澄清就越麻烦，就是像脸越抹越黑。国外在经过科学主义时代以后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有谣言，但不像我们这里这么疯狂。

第三点是中国的文化缺少法制意识，我们国家的文化形象在世界上也是武侠，是江湖，江湖是远离法律的地方，武侠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我们的英雄观念是和法律对着来的，这和我们现在的秩序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