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化要学会赞扬和宽容（3）

第三位是黄佐临，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知道。他是萧伯纳的学生。萧伯纳我们都知道，是欧洲的文化大师。黄佐临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就是1937年7月10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天就从英国回来。在临走之前，黄佐临先生曾去找过萧伯纳，萧伯纳以为，黄佐临先生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发生了战争，想留在英国而去找他的，但是黄佐临却是为了回国，并且在临别的时候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种国破家亡的事情，一定要回去。”这叫“赴国难”。

回国后，他居然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我们所喜欢的老演员都是他带出来的。这让我们感觉在战争时期，文化人也可以表现出尊严。我觉得黄佐临很了不起，所以我书里写道：“最好的艺术的背景应该是黑色，而不是金色。”他就是在黑色的环境下，依然创作出那么好的艺术来。

1949年后，黄佐临先生提出了“三大戏剧体系观”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写意戏剧体系观”的主张。这是轰动世界戏剧界的成果，这一点也证明了，就算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文化也有声音，也有作为。这就是我从黄佐临先生那得到的回答。

我想大家已经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想通过一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来说明“何谓文化”。这些巨匠用他的生命诠释了文化。这样的回答比起学术回答会不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周总理和章先生

《瞭望东方周刊》：书里还有有关周恩来总理的篇幅，作为一本诠释文化的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位政治人物？

余秋雨：我讲到了周恩来总理，讲述了他是怎么在“文革”当中，在文化最混乱的时候，排除万难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十年的“文革”破坏了很多文物，但是为什么兵马俑、河姆渡文化遗址这些对我们有着崇高意义的文物遗址都是在“文革”中被发现的？这都要归功于周恩来总理，是他启动了文化重建工程。我虽然没有见过周恩来总理，但因为他对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也将他加入了《何谓文化》里，他是书中唯一一个不是文化人的政治人物。

我还写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文化人，这个人叫章培恒，是复旦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被日本的学者称为“继钱鍾书先生后，最重要的文史百科全书”。

我这个人，没有任何职位，有名无权，老在报纸上被人骂来骂去的。在我挨骂的时候，中国文化人都是看热闹的多，但每次总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这人就是我并不认识的章培恒教授。他当时病得很重，还为我说了那么多话，我很想感谢他。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托别人介绍一下，之后请他出来吃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我拿起酒杯，向他深深地三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之情。但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章培恒教授就去世了。所以关于他的章节就叫《欠君三拜》。因为我欠章培恒教授三鞠躬。

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我和他一起得过一个很重要的奖项，奖杯的底座是一只陶制的骆驼。虽然不值钱，但是有个象征：你们都是从文化沙漠里走出来的人。当时发奖的时候，有20个人获奖，但是有10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是家属来领奖的，当时走在最后的就是章培恒这头骆驼和我这头骆驼。

尽管我没有和他讲过话，但是我认为，这头骆驼在倒下前，将最后的热情转达给了另外一头骆驼。我觉得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即使有多么不好的环境，他也会发现自己的同类，而且把最后的热量，交付给他。尽管他们之间根本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