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江：如何保证粮食增长的趋势延续下去？（6）

（二）出现了用投入、用资源换增产的情况。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全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近3万亿，其中中央财政支出超过1万亿。农田水利方面，中央财政支出近1400亿。根据《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年-2015年）》，我国将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开展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并补充耕地2400亩，为此，还需要投入6000亿元。我国化肥、种子、农药等方面的支出已为全球之最，农业机械方面的投入也大幅增加。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叶贞琴在“2010年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坦承，我国农业化肥施用总量相当于美国、印度总和，而亩均施用量则是美国的3倍多。农业发展引发的面源水污染已经超过工业。所以，我国的农业增长方式仍然是投入型、资源过度利用的。而且，粮食产量虽然增加了，但是粮食的质量却是下降的。

（三）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不断增强。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压力很大，“保耕地”与“保发展”两难局面日益突出。作为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而且分布不均衡的国家，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估算，我国每年农业生产缺水300亿立方米。加之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水利用率只有40%，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农业增加用水困难，还可能诱发水资源脆弱平衡局面的打破。

另外，农业科技支撑不强、种粮比较收益低、气象灾害与生物灾害不确定性增大等问题，都是我国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总的来说，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资源约束紧的转型国家，粮食生产与供应保证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必须警钟长鸣。

四、提高粮价是现阶段的现实选择

老话讲，谷贱伤农。粮价长期偏低，不光影响到了农民增收的进程，而且对种粮积极性的伤害越来越大。长期积累的后果是，对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造成巨大内伤，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方式，一下子“赶”出来数量远超目前的流动人口，对社会形成很大冲击。而且，目前的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地区性的不愿意务农、不愿意种粮的风气。换言之，粮食主产区的种粮积极性也在下降。目前的政策选择，唯有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的方式，从而提高粮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一）提高粮价，有利于粮食发展和农民增收，有利于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

农民经营性收入长期徘徊，主要是因为粮食价格低。依靠科技不断提高粮食单产固然重要，但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仍然不可放松。为此，如果比较大的提高粮食价格，我国粮食增产的态势就能保持下去，粮食安全就不会成为问题。从历史经验看，1985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8.6%，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比上年提高18.7%。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39.9%，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比上年提高35.9%。2003年，粮食市场价格普遍上涨20%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了4.3%。特别是1994年，定购价提高了44%，1995年在粮食连续丰收的情况下，采取了以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为核心的调控措施，1996年再次提高42%。在3年内政府收购价提高了105%，出现了粮食持续增产的局面。近几年我国粮食的收购价格，每百斤粳稻2004年是75元，2012年也只有140元，9年才提高了86.7%。每百斤小麦2007年是70元，2012年不过102元，5年增幅不到46%。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现在看来，增收难点仍然在农民，特别是平均耕地少的种粮农民。只有比较大幅的提高粮食价格，农民增收才能吃上“定心丸”。特别是，如果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能在“三农”问题深层次矛盾渐次暴露的今天，施行提高粮食价格这一“德政”，无疑有利于长期默默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数亿农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