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江：如何保证粮食增长的趋势延续下去？（4）

长期粮价偏低正在改变这些现状。

其一，耕地较少地区的“小农经济”趋于破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按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材料，全国人均经营耕地面积2.3亩，人均高于3亩的只有6个省（自治区），高于2亩低于3亩的也仅有3个省。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经验数据表明，北方大部分年产两季地区，种冬小麦一季收成800-1000斤/亩，市场价格约800-1000元，种玉米一季收成1000-1200斤/亩，市场价格约950-1150元，两季种粮直补150元左右，亩均年收入1900-2300元，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成本800-1000元，亩均收入1100-1300元。如果按照目前的全国农村居民人纯收入水平测算，则至少人均种粮要达到7亩以上，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笔者调查表明，10年前，人均耕地1-2亩、3-4口的农民家庭，如果从事粮食生产，农业的投入与产出稍有盈余，家庭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10年后，取消了农业税费，还增加了种粮补贴，粮食价格也有所提升，但土地减少和农资、水电等价格同时发生变化，农村家庭务农收入仍然在2000-3000元左右。可以说，以种粮为主要收入、家庭联产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正在走向破产。

其二，小农经济的破产将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虽然依靠科技提高单产，挽救了粮食生产的下滑。但“未来谁来种粮”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许多地方的“80后”农民无地可种、不愿意种地、不会种地，对土地和农村也缺乏感情。特别是，家庭的生产生活组织功能再次被瓦解，低素质、缺乏组织的农民日益被抛到市场的大潮中，生活的成本大大加大，未来的不确定性显著提高。

其三，社会保障的相对滞后和无助感，正在引发农民的不满情绪。既然种地难以保证体面的、可预期的未来好生活，农民必然将未来再次托付给政府。而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晚，仍然未做到全覆盖，且保障水平低，不能实现地区间流转，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远未做到。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城镇对农民进城落户的歧视甚至敌意，都在加剧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部分土地较少的农民进城后，生活成本高昂但收入较低，生活在城镇但缺乏认同和融入，实际上已经再次“无产化”、“边缘化”，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都在增加。

其四，土地对于农民的牵制功能正在快速消失，通过种地稳定多数农民、逐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城镇就业的机制正在失效。农民进城很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东部沿海人均耕地较少地区的这个苗头正在显现。一旦农民进城突破现在每年1000-1200万的规模，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