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菁：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激发国有企业内在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解读

余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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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分享和交流，结合我的研究方向，把国企改革的一些相关问题给大家报告一下，也请大家多批评指正。我今天主要汇报六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第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第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四，混合所有制；第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第六、国有企业的分类。今天上午，主要汇报这六方面的问题。

一、改革面临的形势

首先我们谈一谈改革面临的形势。1982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0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30年了，在新形势下，我们开始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把改革提到这么高的水平？需要对当前面临的改革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现在的基本形势叫改革的低潮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次低潮期。第一次低潮是20世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什么？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分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冲突不可调和。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第一次低潮期。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重新又把中国的发展拉回到了改革的轨道上。当前我们又处在一次改革的低潮期。

接着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改革？现在大家最常说的就是改革受到了方方面面既得利益的牵制，我们也都经常这样说。过去30年，我们说阻碍改革的力量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思想认识的保守阻碍了改革。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的思想认识弹性比较大，思想认识都比较灵活。谈改革，人人都先要算一算对我合不合适，现在改革受到这样一种状态的阻碍。解释这种改革的停滞，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阻碍了改革，一些比较有权有势的集团成为阻碍改革的重要力量。还有一种观点，现在也比较流行，讲我们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叫碎片化社会，就是人人是经济学家，人人都是应该被改革的对象。实际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的全面渗透，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改革常常是要不然就属于被改的对象，要不然你的一些诉求就可能触及到别人的利益。利益相互牵制，人人都受制于人，叫碎片化的社会。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改革的很多政策，即使一些很好的政策，要往前推，难度都比较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房产税、资源税、遗产税等这些政策一出来，大家都觉得跟切身利益有点关系，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不像改革初期，一个政策一出来，就可以多赢，大家都能够从中看到自身利益明显的改善。现在常常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出了一个政策，让一些人的利益得到改善，恐怕要触动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国有企业改革现在面临的局面叫多重任务交织，国有企业改革有大企业的问题，也有小企业的问题。一方面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的大企业面临着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几个亿甚至几千万的小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一些企业很强大，要进一步走出去，面临国际化的问题，还有一些企业历史包袱很重，资产负债率非常高。既有垄断行业的问题，也有竞争行业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多重任务交织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政策解决不了很多问题，常常一个政策针对一类企业，如果把这个政策移到另外一个企业恐怕不能解决它的问题，还可能加剧它的问题。改革的困局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的困难局面，中国经济在酝酿一种比较大的变革。上一次改革低潮期的时候，当时的国际形势是不好的，现在放眼望去国际形势也非常不理想。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欧洲欧债危机问题、日本的零增长陷阱、中东的不稳定和非洲的问题等，非常不利的国际形势。

2012年到现在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怎么能够转化产业的增长，恐怕还有一个过程。从传统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势头来看，我们碰到了一个普遍性的产能过剩状态，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考验。2013年开始，中央的政策叫稳增长。理论界讲中国的经济增长叫换挡期，从高增长的时代要调入到一个适度增长的阶段，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遇到了天花板，或者是约束性的因素越来越突出了。这种改革的困局背后还是国际国内基本面的困局，这是我们现在改革面临的基本形势。我们最后做一小结，在压力比较大、挑战比较艰巨的局面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要用全党、甚至全国人民的决心、勇气和智慧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