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许多地方政府仍层层下达GDP、投资、招商、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有的一直下达到街道,分解到各级党政干部。《经济参考报》2013年8月7日报道,中部某市以"稳增长"为政治动员口号,开展招商引资"百日竞赛"、"百日攻坚"、"百日冲刺"行动,要求市四大班子确保1/3以上时间、各招商单位主要领导确保1/2以上时间用于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情况要与干部政绩考核任用挂钩。西部某市出台了《促进投资增长的意见》专项文件,提出"全民抓招商",成立了10个产业链招商分局和59个招商小分队。对未完成招商引资分解指标的干部要给予组织处理或党政纪律处分。
这样的地方政府GDP竞争有没有优越性呢?应该承认,地方政府竞争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人均GDP200多美元、物质财富极度贫乏的时代,大家都希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各项经济政策以及干部考核指标也是围绕最大限度激励GDP增长设置的,这在特定历史阶段有一定合理性。但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和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领导早就提出地方的GDP竞争潜在危害很大。近年来,更多的人认识到,地方政府竞争极大地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同时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并形成了巨大的权钱交易空间。面临新的发展阶段,地方竞争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地方政府竞争与"三维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并率先走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阴影,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功之处在哪里?有人认为,中国与亚洲四小龙、一战前后的日本崛起并无本质差别,"无非是集权体制加自由经济加廉价劳动力"。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恰恰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这既与欧美不同,也有别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
最早从经济理论上解释"中国模式"不仅优于西方模式、而且优于东亚模式的是美国学者拉莫等人。他们指出,中国之所以优于东亚,就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充满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其后,张五常教授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县域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他认为:"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他还从经济理论方面对县域竞争作了剖析。①在探究县域竞争成因方面,张五常教授指出:"实际上县的制度对鼓励竞争犹有过之。这是因为县要对上层作交代或报告。上层不仅鼓励竞争,他们强迫这竞争的出现。"张五常教授这句话倒是说对了,县域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不是县长们自己想竞争,是体制和政策环境造成的。
2013年5月,上海的史正富教授出版了《超常增长》一书,他提出:"在中国,尤其是市县两级政府,长期在经济发展的第一线竞争拼搏,已经成长为与企业界共生互动的有生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之一。"目前在中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三大市场主体"。这三大市场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而中国在经济超速发展中形成的"现行三维市场体制与西方常规市场体制相比,确实具有优越性"。对《超常增长》一书,林毅夫教授等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
显然,对地方政府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这一现实,经济学者并无争议;而对地方政府今后是否应当继续成为资源配置主体,经济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我们既不能搞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能搞分散管理的地方计划经济",地方政府的GDP竞争将造成重复建设,并"成为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滞后的重要原因"。高尚全、吴敬琏、张卓元、林兆木、迟福林等学者也发表了地方政府竞争难以持续的观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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