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2）

城镇化。按照国际统计口径，我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2.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按户籍统计，我国城市化率为35%。不管按哪个口径统计，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率在30%到70%之间，为城镇化加速期。按照国际统计口径，按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计算，我们到2020年城市化率达到70%的问题不大。我们不太担心速度，担心的是质量以及后续的发展问题。按所谓国际口径统计，这里含了2.3亿民工。要把这2亿多民工市民化，让他们有同样的社会保障、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这才叫城镇化的质量，否则就是泡沫。如果这些人长期没有市民化的话，他们会在城市里形成和城市市民的对立，一旦出现类似巴西、菲律宾的贫民窟，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了。而且这2.3亿人里有5000万人是举家进城，根本不存在再回去的问题，只能让城市接纳他们，否则一定会形成激烈冲突。所以，到2020年我们要解决大概1亿举家进城的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信息化。信息化主要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改善国民经济的状况，也就是把“三化”和信息化同步，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和信息化能够更好地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一方面,提高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质量以及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现代信息所支撑的是现代服务业。在速度上我们也不担心，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在加速，农业现代化在加速，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肯定也会加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在加速，它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肯定会加速；一个国家的市场化在深入，围绕市场交易体制的银行、商业、物流、结算、金融、律师、会计等现代服务业肯定会加速发展。所以，对中国的信息化的速度、信息服务业以及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提高，我们并不是很担心，要思考的是究竟哪些是现代服务，需要我们大力推进；哪些是属于什么传统服务，需要改造。

第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现代化，就是人均水平赶上当代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机会就是，大概再给中国7、8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目标；给中国大概17、18年，到2030年以前经济总量有望回到世界第一；给中国大概37、38年，到2050年可能赶上当代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成为当代现代化国家中的一个。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新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距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社会的发展，特别在经济发展方面，很多条件发生了变化，如果沿用过去的发展方式去推动发展，就没有竞争力或者没有可持续性，经济也就既不均衡也不稳定，而且难以持续，这就需要对发展方式做出调整，这就是一个新的挑战。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在两个方面出现较为突出的变化。

第一个方面，生产条件变了。优势转变了。过去我们主要的竞争力是要素便宜，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能源、原材料便宜，环境便宜。在这种核心竞争力条件下，最简单的一种增长方式就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这些要素不再便宜了。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方式要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上来。如果成本上升得快，效率提高得慢，消化不掉的成本就跑到价格里去了，就叫做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非常难治理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西亚、北非危机，但凡现在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国家或地区有一个共同点是长期通货膨胀率非常高，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得慢。但凡成功从上中等收入穿越到高收入阶段的，像联邦德国、战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它们的共同点是物价的波动长期以来都是温和的，不是这些国家对物价管理得好，而是增长方式转变得快。

第二个方面，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市场需求是旺盛的，经济是短缺经济。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势就逆转为需求疲软。第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扩大，供给增加了。第二个原因是体制也变了。过去是无偿分配、平均主义，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经济是不是短缺，不光取决于生产东西的多少，还取决于分配制度。这些年市场发育，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伴随着市场约束力度的增大，也会出现相对过剩的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需求本身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内需一块是投资，一块是消费。

投资需求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可能出现疲软。这看起来似乎矛盾。因为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收入提高了，居民存款增加了，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变成贷款形成投资，为什么投资需求这个时候还疲软？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在市场上能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自主研发和独立创新的能力。过去发达国家按照比较成本的原理，往穷国转移生产和投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要素不便宜了，发达国家不再转移新产品、新技术了，如果自主研发和独立创新能力弱，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在资本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新项目。如果在原来的产品结构不变、技术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扩大投资规模，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就是经济泡沫。战后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长时期里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一是教育，一是健康，就是公民的健康卫生投入。反过来，成功穿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长时期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创新能力相应提高。这样，一方面，收入增长；一方面，新的投资机会被不断挖掘和创造出来，投资需求能够保持持续旺盛。否则的话，投资需求就会出现疲软。

内需不足的另一个方面是消费需求。过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担心出现早熟消费。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问题变化了，不是消费饥渴，不是早熟消费，而是消费疲软。国民收入虽然提高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部分给了少数有钱人，大部分社会成员积累的是贫困，那就很糟糕。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小、倾向越低；大部分社会成员没有钱，穷人即使想消费却没有钱，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就越不敢花钱，宁愿把钱存在银行，因此消费就成了问题。所以，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共同点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成功穿越过去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努力构造“橄榄型社会”，努力把中产阶级做大做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增长，使得消费需求长期疲软，经济增长的动力严重不足。如果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内需严重不足，再加上世界经济周期性危机，出口再受挫，总需求疲软，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新问题。政府从宏观上能不能从应对短缺转变为应对过剩，企业从微观上能不能从主要关心生产转变为主要关心市场？如果适应不了，就有麻烦。需求疲软将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经济严重停滞，再加上成本上升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社会就会进入滞胀。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经济衰退就意味着失业率居高不下。

像上面说的供求方面的变化，我国现在都存在，有的情况还很严重，我们能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就是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上的新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问题

在新的起点上，在新的挑战面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衡、新的矛盾。我简单分析一下失衡的特点以及它产生的原因。

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总供给是一年时间里一个国家能生产出多少东西供人们使用。总需求是一个国家，在一年时间里有多少购买力在市场上去买东西。在市场条件下，二者大体要均衡。如果失衡的话，那就有问题。比如，需求严重大于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需求小于供给，过多的商品追逐不足的货币，结果是销售不畅，企业不景气，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就有提升，经济发展慢。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让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大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