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4）

一是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中分配，就是初次分配，政府是财政收入，企业是资本盈余，居民是居民收入。这些年，这三个数增长最快的就是财政收入，35年平均增长14.6%以上；增长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DP慢1/3。所以，“十二五”规划要求“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速和GDP保持同步。政府、企业、居民拿到钱之后，用于消费的是居民，而居民收入增长慢，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低，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不匹配、不协调。一般来说，国际上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有7个百分点是消费需求增长带动的，有3个百分点是投资需求增长带动的，而我国经济增长10个点，差不多有7个点是投资需求带动的，3个略多一点是消费需求带动的，和国际一般趋势刚好相反。所以，我们要深刻检讨，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虽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但改善的程度和经济增长的程度不相适应。经济增长更多地是为投资而投资，在投资里边自我循环带动了GDP的增长，没有更多地把经济增长体现在人民的消费增长上，人民生活水平的丰富、质量的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同步。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变现状？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份，动哪份都很麻烦。动企业的，增加一点税负收回来，使老百姓的消费上去或转移支付上去？中国企业面临的税负环境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糟糕的。《福布斯》杂志2012年公布的世界上66个税负痛苦指数比较高的国家中，中国排第二，近几年一直在前5名。动政府的，财政是政府的经济基础，它的调整一定是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联在一起的。如果只是简单动其中的财政，恐怕要出新的问题，所以政府的那份短期内也动不了。可是不动，消费就上不去，所以这是一大问题。

二是中观层面上，就是结构之间的问题。比如说产业结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9.8%，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占了36%，意味着我们现在是36%的农业劳动力在分9.8%的GDP，非农产业劳动力是64%，而非农产业（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创造的GDP占90%以上。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就拉大了。中国城乡差距这么大，很重要的就是产业结构的差距。这个差距要缩小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是要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三是微观层面上，无论是城市内部还是农村内部，还是各个产业内部，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近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就是一个国家最富的20%的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的比重。如果最富的20%的人，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占的比重超过40%，一般就认为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了。而我国最近10年都在40%以上，最高的一年到达49%。之前说过，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既影响公平也影响效率，整个社会消费倾向都降低了，消费需求疲软。

所以，中国消费需求疲软问题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的原因，现在调整起来，有体制问题、有政策问题，更有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短期能够一蹴而就的。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面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大和经济下行的威胁严重的双重风险，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及其原因。

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所遇问题的新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靠宏观政策，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的短期调整解决不了，中国经济失衡、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根子在结构失衡。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中国要通过结构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结构升级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基在于制度创新。也就是“制度重于技术”。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就是制度创新。没有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焕发出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聪明才智，要提高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技术创新的能力不太可能。没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这两个车轮的承载和推动，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真正的改变也是不太可能，那么也就意味着转变不了发展方式。

对于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很多新意，全面系统地布置了新时期的任务。首先是一个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解决什么问题？实际上治理，在经济学上过去叫治理结构，有公司治理、企业治理。但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微观层面的，治理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责任、利益这三者的统一协调。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毫无疑问是权力的再分配、利益的再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权力的转移、利益的转移以及责任的转移这三者要协调同步，就是当你把权力从一个主体分解到另一个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在制度安排上把相应的约束这份权力的责任安排到位；责任转移的同时，你在制度安排上对责任主体的利益刺激要同时到位。国家治理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六个方面权、责、利的调整中应当是合理、和谐的，是相互衔接的。否则，一部分人光有权力而无责任，造就了一批疯子，同时有一部分人光有责任而无利益，造就了一批傻子。如果一个社会是一群疯子领导着一群傻子，那将既没有效率也没有秩序。因此，我们这次改革的总目标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一定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具体到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更系统、更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老问题，就是首先要解决市场该干什么，然后再来考虑政府该干什么。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该市场办的事由政府去办，这就会出现寻租，权钱交易让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按照市场原则配置，而按照腐败指数配置。这对于国民经济效率是一个根本性的打击。这会让一个社会既无经济上的效率，也无政治上的公平。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权钱交易、腐败现象都非常严重，由此带来政治上的高度腐败和经济上的极端低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资源配置是微观问题，涉及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上，让市场起决定作用，而不是让政府决定生产者的行为规则，决定消费者的选择。三中全会《决定》有专门篇幅谈到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消费者选择的自主性，这一部分一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的原则最要紧的就是两个：一个事先的机会均等，二是事后的效率第一，以公平竞争为出发点，以效率第一为归属。

三中全会是抓住了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核心问题，还提出了要素市场、市场秩序等一系列的改革。通过全面部署和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来推动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创新的驱动下，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中国的长期发展和均衡增长。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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