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3）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的情况，分为三个阶段。

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的时间，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主要是需求大于供给，也就是通货膨胀，所以在这20年里我们的宏观政策长期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宏观政策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适度紧缩。即使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过三次大的通胀，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第一次是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市民担心物价上涨，去抢购了几个月，持续到1985年春节；第二次是1988年夏秋之际，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决定价格闯关也就是价格改革，老百姓担心物价上涨开始抢购，后来中央宣布这次价格改革失败，停止价格闯关；第三次是1994年，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召开，全国形成一个投资需求膨胀的热潮，1994年形成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94年，银行存款的保值储蓄率高点曾达到了25%，当年通货膨胀率是24.1%。三次抢购具体原因不同，但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的年代，稍有风吹草动，老百姓就去抢购，社会和政府对于通货膨胀过于担心。

从1998年下半年一直到2010年年底这一段时间，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疲软。内需疲软，过去由出口支撑着，还可以得到缓解。但从1998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经济，使中国的出口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与内需不足纠缠在一起，就形成了这12年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内需疲软、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在这个时期中国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增长，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扩大内需，而不是适度紧缩。

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中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重风险并存，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但从统计数据上看，“双重风险”好像是个伪命题。

先看通胀问题。这些年中国通货膨胀率不高，最高的一年是2011年，达到5.4%，经济增长率是9.2%，这很合乎经济的正常的内在逻辑。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是7.8%，但通胀率更低，是2.6%。一些月份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下。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是2%以下，应该要警惕“通缩”。2013年经济增长大概为7.7%，通胀率也在3%以下。

从数据上看，这些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很温和。但为什么中国总担心通货膨胀的指数会高？为什么物价指数公布的比较低，但是大家感受比较高？最重要的还是目前中国经济内在的一些矛盾使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

这次通胀的第一个特点是，顶着为前些年反危机的政策措施买单的代价。为了反危机刺激内需，大量的钱投入到市场当中，刺激市场需求，活跃经济带动经济增长。按照经验，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比GDP的规模超出20%，比较适中。2012年年底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是103万亿，而当年GDP总量是51.9万亿，二者的比例是2:1。这些货币进入市场后，有的不马上冲击物价，它有一个时间差，过一段时间才传导到物价上去。正常情况下，欧美国家的时间差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中国前些年的数据是7个月到24个月。而危机来的时候，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拉长，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反危机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越往后拖，我们越担心这笔钱什么时候出来，从哪出来，怎么去冲击，担心它冲击虚拟经济（如股市）、冲击楼盘。大家都知道，前些年我们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今天去炒大蒜，明天去炒绿豆，农产品金融符号化。

这次通胀第二个的特点是，过去的通胀都是需求拉上型，这次通胀有成本推动因素。中国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种成本迅速上升，有些成本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工资、福利、市民化。所以，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代。我们对于治理需求拉上的通胀有办法，但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没有办法，因为这要靠降低企业成本，政府有力发不上。政府出台政策收紧银根，压低通胀，可越收紧银根，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越是推波助澜。一收紧银根，流通中的货币量减少，在资金市场上资金价格上升，供给减少了，价格上升，利率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了，企业融资成本是计入企业财务费用的，最后摊到产品成本里去，反而加剧通胀。

这次通胀的第三个特点是，有一个开放的背景，即国际输入。这是过去我们没有想象到的。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很多国际市场涨价的因素，通过贸易就进入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成本。再加上，美国为了提振经济，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盟经济从2009年开始进入技术性衰退，欧洲央行放弃了一贯谨慎的货币态度，开始加印欧元，刺激经济；日本安倍上台后人为的制造了一轮通货膨胀。国际市场三大主要货币，欧元、日元、美元都在加印，意味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要上升。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进口国，上升的价格最后会进入到中国国民经济成本中来。我们对此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次通胀的第四个特点是，和我国国际收支失衡联系在一起。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长期是收大于支。中国的外汇储备一月月地往上涨。2013年第三个季度末外汇储备增至3.66万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越多，就意味着国家结汇的时候买进来的外汇越多，意味着国家给出去的人民币越多。这些外汇占款给了企业和居民，就等于这些货币投入到流通当中去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现在中国流通当中的货币量之所以多，首要的因素就是结汇。那么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出口，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都在保护自己的出口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自己争夺国际市场，争饭碗、争就业，中国能够打击自己的出口商吗？于是，就要争取出口，出口就创汇，创汇回来就结汇，结汇就得给人民币，给人民币通货膨胀压力就上来了。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我们希望出口创汇后，用赚的外汇在外面买东西回来。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

因此，虽然通胀水平不高，但需求拉上的严重滞后、对成本推动没有办法、对国际输入没有经验、对国际收支失衡两难，令我们对通胀问题非常担心，

再看经济下行问题。从数据看，经济下行也是一个伪命题。我国2010年经济增长10.3%，2011年9.2%，2012年7.8%，2013年7.7%，在世界范围，谁能说这样的增长乏力，但我们主要担心增长的动力能不能持续。

首先是需求。

内需，包括投资、消费。从投资来看，从2008年到现在，连续5年中国固定资产年投资需求增长速度平均在20%以上。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投。目前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技术创新力不够，大企业即使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是扩大投资规模的话，就是重复建设，就导致产能过剩，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已经从一般的工业消费品过剩，深入到投资品过剩；制度创新不够，特别是金融市场化不够深入，小企业即使想投资但没有钱投。整个企业的市场投资需求不活跃，这就把政府高度套牢。2010年10月，政府开始从刺激需求的投资轨道中退出。这一退出，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的第三季度，连着7个季度21个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上次增速下降是2008年以后的连续5个季度15个月。这就是政府退出，而企业却没有相应地跟进，导致投资需求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没有办法，2012年第四季度政府又悄悄回去往经济中注了点水，否则2012第四季度不会回到7.9%的速度上来。然而，政府投资能持续吗？中央政府投资靠财政赤字，但赤字也是有边界的。欧盟的标准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我国现在财政赤字已经很高了，2009年9500亿元达到GDP的2.8%，2013年是1.2万亿元。地方政府投资更麻烦。这几年，地方政府是带着地方经济走的火车头，是最大的一个投资主体，但它不能印钱，只好举债。组建了很多融资平台，用政府财政担保，特别是用预算外的土地专项收入做担保，通过融资平台向银行去贷款，贷款之后进行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根据最新披露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20.7万亿元，地方债务风险非常值得关注。而且由于不是独立预算，中国不存在地方政府破产的问题，最后还要甩给国家。所以，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做法，无论是中央和地方都不可持续，而且风险越来越大，关键是怎么调动企业的信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出深化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消费需求看，数据显示，连续多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左右。我们为什么担心消费需求疲软？因为我们担心消费需求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之处有很多方面，短期解决不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态势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所以，我们担心消费倾向的降低问题。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从源头上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