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打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归根到底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水平的研究成果。要实现这一目标，掌握学术标准的制定权是根本，掌握学术成果的评价权是关键。如果我们在什么是学术、什么不是学术；什么成果为优，什么成果为劣这些基本问题上，都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不具备必要的话语权，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必要的规范和引领，形成不了自己的合力和特色。经过新中国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6年的发展，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和基本前提。

争论中的学术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我国开始有意识地吸收、借鉴国际学术评价机制，逐渐形成了以期刊、机构为重心的学术评价体系，以期刊、专著的发文数量和等级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这套评价方法，对于方便科研管理、激励科学研究、推动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过分偏重量化指标。我国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通常以影响因子、转载率等量化指标作为评价论文质量和学术期刊等级的核心标准，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量化指标的确是评估科研成果优劣的必要参考，有助于保持学术评价的客观性，而且便于操作。但也要看到，量化指标有其局限性，不足以全面衡量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例如，一些绝学研究成果，其转载率、影响因子往往无法和应用对策研究成果相比，但其在文明传承中具有独特价值，这是量化指标很难反映的。事实上，引用率高的论著，未必是上乘之作；引用率低的论著，未必缺乏学术含量，有的还是填补学术空白、开辟学科新天地的扛鼎之作。因此，过分偏重量化指标，看似客观、公正，其实隐含着深刻的不公。而当前，我国存在着过度量化之弊。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评价，重数量轻质量；对学术期刊、学术出版社的评价，过分推崇转载率、影响因子，忽视其学术责任与学术担当。对这一倾向，学术界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二是脱离科研实际。当前的学术评价，在评价者和研究者之间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交流，存在着评价脱离科研实际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过程缺乏学者包括期刊编辑的参与，变成评价者单方面的行为，研究人员对学科发展的看法和意愿在评价结果中很难得到体现；二是评价体系过于笼统，没有充分顾及到不同学科的独特性。事实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传统的主流学科（如历史学、经济学等），差异很大，用一个指标体系，很难反映不同学科发展的真实状况。完善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立足学术发展的实际，体现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志。

三是人为因素干扰。学术是千秋之事，学术评价关系千秋。当前，学术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功利主义倾向，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现象蔓延，而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评价标准的不透明、评审过程的不公开、学术监督机制的缺位，导致权力寻租、金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例如，为提高影响因子，一些学术期刊负责人忙于跑关系、搞公关，期刊间搞互相转引，甚至强迫作者承诺自己的文章刊发后被转载，不但败坏学术风气，而且损害了学术评价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再如，同行评议原本是为修正量化评价偏颇的有益尝试，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发生了扭曲，评审专家遴选的不透明，少数评审专家不能严格按照学术质量进行独立、公正的评审，往往以亲疏远近、权力大小和个人好恶作为评判的依据，从而动摇了同行评价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四是缺乏导向性。学术评价的过程，也是学术引领的过程。学术评价通过对科研成果、发表平台、研究机构确定等级、明确优劣，影响学者的研究取向，从而实现对学术的引导。一个健全而成熟的学术评价体系，必须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必须回答学术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必须通过公正、客观、内行的评价，指出学术研究的成败得失以及今后的发展路向，绝不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们片面追求学术评价的所谓独立性和中立性，放弃引领学术的使命，以量化指标代替对学术方向的思考，以笼统标准代替对学科发展的精细化分析，听凭非学术因素对评价的干扰，我们的学术评价最终会迷失在“学海”之中，随波逐流，找不到出路。事实上，加强学术评价的导向性，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评价亟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