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燕赵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两种文化碰撞的地方,最容易产生新思想、新文化。燕赵大地可谓民族融合最频繁的地方
主持人:在北京定都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朝代中,5个当中有4个,即辽金元清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都选择定都北京?
罗保平:北京由我国的北方重镇演化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除了地理位置因素之外,我国政局的演变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北京虽然立都13次,但真正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只有辽金元明清五代,而在这五代政权中就有四代是少数民族政权。每当我国北方民族矛盾加剧时,北京都是少数民族南进中原的桥头堡,而对南方的汉族政权而言,北京则是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前沿阵地,因此汉族政权对都城的选择更重视中原一带。
孙成尧:几千年来,燕赵大地可谓民族融合最激烈最频繁的地方。两汉与匈奴的交兵,魏晋南北朝的纷争,隋唐时期的内乱,五代十国的更替,北宋与辽、西夏的对峙,南宋与金、蒙古的博弈,元灭南宋,明灭元,清灭明,以及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每一次冲突,都伴随着一次民族大融合。
历史上,燕赵地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界地带。两种文化碰撞的地方,最容易产生新思想、新文化。一方面,它使得中原文化融入了大量剽悍、刚烈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中原文化和农耕文化传播到北方的广阔地区,带去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温文尔雅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快了交流的步伐,促进了燕赵文化特征的最终形成。
北京的地名,不少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中一些地名和相应的移民史实相联系
主持人:北京有一部分街巷,如苏州胡同、苏州街、镇江胡同、陕西巷、山西街、山西营、四川营、河南新营、安徽义园等,以外省县地名命名,这些地名已传承许久,有何特殊含义?与天津上海的外省地名有何不同?
孙成尧:这些地名与天津、上海以全国省区和重要城市为街巷命名的情形不同。如天津的“河北路”、上海的“南京路”等大多数此类地名是辛亥革命国民政府时期改的新名,而北京的这类地名主要是从明清继承下来的。其中一些地名和相应的史实相联系,如“四川营”就是历史上秦良玉率蜀军驻扎的地方,“安澜营”是明代南方少数民族俘虏获得赦免以后的安置地。
北京的一些外省地名与移民有关。明朝成祖迁都北京时,除官员、贵族、家属之外,还把大批外地人口迁入北京。因为当时的北京城屡经战乱几近荒芜,大规模的迁民有三次,“永乐二年秋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甲戌,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民实北京”、“丁巳,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俗传“京师商贾皆晋人”,今大兴、顺义区有大量的山西地名,如:长子营、屯留营、蒲州营、大同营、忻州营等。
屯田和驻军是一种集中移民的方式,这些移民地名多以“营”、“屯”命名,多分布于人口稀少的郊区,例如昌平集中分布了一系列的“屯”地名。像“山西大木厂”、“扬州胡同”、“镇江胡同”等是以工商业者为主的城区移民地名。
罗保平:深厚的历史基础成为一种纽带,把京津冀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长期的交往中,京津冀不仅形成了相同的文化基础与生活习俗,还形成了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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