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贡献：当代社会主义的特色视野（2）

二、特色视野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态

毫无疑问，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与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结合的过程中，是否会促进这一理论形态的发展、产生出新的理论内容乃至是新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与特定的民族和国情相对应的理论体系，这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命题。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他们理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每一次为之撰写再版序言，都要强调宣言阐述的思想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答友人的信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在马克思主义向俄国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不要把他基于欧洲历史得出的理论上升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

列宁是第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作了重大推进的革命家，他深谙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0]“列宁主义”一词是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之后，苏共中央在讣告中首次提出的。继而，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以及斯大林，均发表文章、著作阐述列宁主义。应该说，列宁主义已经是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了，但无论俄共还是苏共，都没有从这一角度加以认识。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11]。然而，斯大林坚决反对把列宁主义局限在俄国的范围内，而强调其国际性，他论述道：认识列宁主义必须“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他批评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的观点，指责这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12]。

显然，列宁主义的诞生，并没有带来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或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了这一历程。最早是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3]；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同志所做的关于党章修改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4]但由于苏共的反对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倾向，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和考虑到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也审慎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54年12月5日，中宣部向党内下发的通知中说得十分明确：“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15]1981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16]与苏共对列宁主义强调其“国际性”不同，中共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性、民族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再以国际性、普适性的形态出现，而是以民族性、特色性的形态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如此，它不与领袖的名字相连——领袖因为其崇高的声望，往往具有超越民族的意义，而与民族国家的概念相连，从而更清楚地表现了它的民族属性。

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形态，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从社会主义理论的民族形态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理论有十分清楚的民族性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其功能十分明确，它并不去指导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任务和使命均同中国社会联系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7]8从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来看，无论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寓于特殊性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态上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力图去创设一种为当代各国所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证明这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创设了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换言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通过各种民族形态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构成的和所体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8]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形态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