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美国司法制度（2）

陪审团审判制走向没落

陪审团审判，是美国政府引以为豪的一个司法制度。可是，如今这个制度面临严重危机，趋向消失。

在美国，对检察官求刑6个月以上的刑事起诉案，被告有权利要求陪审团审判。在民事案方面，虽然当事人也可申请陪审团审判，但不同于刑事案的被告有法定权利获陪审团审判，民事案是否采用陪审团审判，则由案件受理法官决定。美国是官司泛滥的国家，如果大量民事案经由陪审团审判，到哪儿去找足够的陪审员？所以，司法当局长时期严格限制民事案采用陪审团审判。最近几年，由于陪审团裁决的案子急剧下滑，当局放宽了民事案经由陪审团审判的限制，申请获准的机会已大为提高。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由审判裁决的案子一直呈减少趋势，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急剧下降，出现了学者们称之为“陪审团审判正在消失(Vanishing Jury Trial)”的事态。

统计数据能作最好说明。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1976年联邦法院每100件民事侵权案中有10件开庭审判（原资料笼统地使用“审判”一词，因为是民事案，应当包含了陪审团审判或法官审判这两种形式），到2008年时，只有1%的民事案件经由审判结案；而同一年，经由审判的刑事案只占总数的4%（因为是刑事案，这里“审判”一词表达的意思即为陪审团审判）[4]。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到2010年时，全美联邦法院中平均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审判，而是通过辩诉交易（Plea Bargain）结案[5]。

由于未经审判裁决的比率越来越高，虽然美国的刑事案和民事案每年都在增长，但是审判案件的绝对数急剧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全美的联邦法院1985开庭审判的民事侵权案的数量居然是2003年的4.5倍[6]。

这些数据触目惊心，美国不少有识之士惊呼，美国的司法系统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们认为法院需要有稳定的审判流量，才能教育民众遵守法律。试想一下，全美联邦法院的案子，每100件定罪的刑事案中有97件不经由法庭审理，而是通过被告律师和检察官达成控辩交易结案；每100件民事案中有99件不经由法庭审判裁决，而是通过庭外谈判结案，法庭已不能称其为法庭了。“审判在消失”这个长期趋势，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人对法官不信任、对陪审团制度没把握、对司法系统失去信心的长期趋势。

陪审团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裁判者形式，在交通不发达、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的部落式社会，也许能发挥很好的功能。可在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作案采用高科技，破案也依赖高科技，案子越来越复杂，随机选出的陪审员能否理解案情，能否听懂乃至找出专家证词的破绽，都成为问题。更糟的是，案子错判本来应该有人负责，引入陪审团机制后没了责任制，陪审团判决的形式，成了制造冤案的枪手和免责的挡箭牌。陪审团审判后就地解散，以后即使证明他们判错了，也没有人需对此负责。

陪审团审判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理念，可是被检方用来同辩诉交易捆在一起后，就完全变调了。“交给陪审团审判”这种话，成了检方用来恐吓被告、逼迫被告认罪的主要手段。前述312名经由DNA检验获释的冤狱者中，25%的人宁愿接受长期冤狱监禁，痛苦地屈认重罪，也不敢要求通过陪审团审判还自己一个清白，因为怕被陪审团判成死罪。

2013年纽约市审理了一个华人的案子，能提供一些背景说明。2007年纽约市皇后区一个两月大的女婴突然猝死，解剖结论为女婴疑似遭剧烈摇晃致死，她的父母李航彬和李英立刻被逮捕。检方最终开出如下的辩诉交易：“认罪，李航彬判刑300天，李英无罪释放；不接受认罪交易，交由陪审团审判，如果被判有罪，李航彬刑期25年至终身监禁，李英判15年。”李航彬夫妇始终不承认伤害女儿，但是面对如此悬殊的判刑风险，李航彬一度决定屈认了，这至少能使李英早日获得解脱。但在认罪听证会上，当法官问他是否认罪时，他突然觉得自己和李英没有伤害女儿，认罪对不起失去的女儿，在最后一刻拒绝了认罪交易。

此案发生时，女儿才出生两个月，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年轻夫妇对孩子十分宠爱，检方无法找出任何作案动机，这场审判将纯粹是一场医学专家对女婴死因的医学辩论。被告要打好这个官司，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聘请多位高知名度的专家提供有利、有力的证词，用以影响陪审团。对这种高专业、高技术性的案子，随机选出的陪审员听不懂也只能呆坐着，不能提问，不能要求专家解释，然后他们根据似懂非懂的东西，对被告行使生杀予夺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