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经济前行的方向和路径（2）

（一）农村包产到户。我们回过头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要实事求是。什么叫社会主义？我们谁也没有经验。可是，我们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种地的人吃不上饭，难道这叫社会主义？这是极大的讽刺。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闹饥荒的时候，就有过“包产到户”的预演。当时，邓小平和陈云同志都认为，可以试试看。但是毛主席不同意。所以政治结构对于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有人就跟邓小平汇报，小平说，你不要宣传，但是你做，你最好拿出实践结果来说服别人。文革对这个批得很厉害，人人知道“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但粉碎“四人帮”后，一些地方就冒险试起来了，如安徽、四川、内蒙、贵州，这些穷得不行的省都赞成，一批省委书记愿意把他们的政治命运、乌纱帽压在这个改革措施一边。过去一年粮食增产150亿斤，不得了。包产到户以后，一年增加400亿斤粮食的供应量。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一个典范。此后，看明白的人越来越多了，条件慢慢就成熟了。当时，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统一了这个认识。讲改革就是两层，第一层，解决的办法有没有，第二层是有了这个办法能不能让它合法。

在1979年召开了3省7县座谈会，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对于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就是说，深山老林、单门独户的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听起来，这说的是一户人家的事，所以，没有什么好反对的。1980年又把包产到户扩大到了吃不饱饭，又对集体丧失信心的那些地方。就是说，如果搞得好的，可以继续搞集体的；如果搞得不好的，农民没有了积极性，丧失信心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这方面，中央的第一个1号文件是在1982年发出的，写了一句话，家庭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此后的中国，取消了农业票证。可见，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自然条件，体制不对，就打不出粮食来。现在，我们饭是吃上了，也吃饱了，但是，要让这些土地资源更充分地利用起来，进一步获得发展，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把农村经济叫集体经济，这是从苏联学来的模式。所有地方的人口天生就是集体经济成员，每家劳动力发生变化以后，要求土地也相应地随之调整。斯大林后来搞的集体农庄，就是所在地的所有人和所有土地对应。人口增加了，可还是这么多地，怎么办？那就每人少分一点。当时苏联搞这一套还有它的条件，因为它是人少地广的国家。我国把这套引过来，一包产到户，发现问题大了。同样是包了2年、5年、10年，你们家是儿子，娶进了媳妇，生了儿子，人口多了；我们家是女儿，嫁了出去，人口少了，土地调不调？这个问题是我国农村改革比较深层的一个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贵州当省委书记的时候，那里遵义市的湄潭县人口很多，全压在土地上，没有出路。所以就试验了一个改革项目，即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就把土地的财产权在家庭之间固化了下来。那么，人口变少的家庭，肯定拥护这个政策；可是，人口变多的家庭，怎么办呢？因为当地有好多荒山，于是考虑给那些人口变多的家庭一些低息贷款，一些技术支持，让他们去开发荒山，种茶叶、种果树。这就减少了农民对土地的过度依赖，同时缓解了由此带来的土地压力。到2002年，这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做法被写进了《土地承包法》。然而，我们还有一部《村民自治法》。在村民自治的6项内容中，有一项说，自治可以决定土地承包的办法。所以，现在全国是两规制，一些地方用湄潭法，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另有差不多一半上下的生产队在用调整土地的办法。由此就遇到了一些窘境。

但是，现在城市化，农业规模经营，城市的资本和技术要下乡，就发现这个问题没解决，例如，联想控股的现代农业板块公司需要土地，拟在山东半岛租1万亩地。合同签了，70年亦或是50年。可是，过两天隔壁邻居找来说，要调地。因为我们农村叫集体经济，所以这个边界是可以移动的。这一移动，那合约的严肃性就没有了，谁敢投资？今天投了，明天闹起来了，来要地，这就是半拉子工程。比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改了，饭是吃饱了，但是进一步让这些资源更充分利用的制度条件没完全解决。所以说，中国今天不是农业没潜力，而是可以组合出很好的生产力来。联想控股公司考虑利用季节差供应国内市场水果，就又去智利买了一块地。到智利买地的那个小组回来讲，地买了就买了，永久的，价格也不贵，主要是没有那些麻烦事。

（二）土地制度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我们原来的土地是不准买卖、不准转让、不准租赁的。后来，外资来了，要落地，不给他厂房怎么能行？于是，通过调研，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但是，后面加了一个，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项改革解开了一个扣，那就是国有土地可以买卖、租赁；而农民的土地、集体的土地没有纳入到这个框架里来。现在，这一领域发展的有些畸形化了。政府可以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把地拿来，并按市场价把地卖出去。就是说，政府垄断了土地进入市场的权力。政府没有把土地买卖权给土地本身依法的拥有者——农民，没有形成一个城乡打通的市场。其好处是，政府获得了很大一笔城市发展基金；坏处是，跟农民的关系越来越别扭了。于是，农民对被征用土地的要价越来越高，并且农民用自已手里的土地开发小产权住房。你能把小产权房灭了？你说不准卖，卖了就叫小产权，他说我不是卖，我是出租，你说不准农民的房租给农民以外的人，那2.3亿农民工绝大部分都住在农民的房子里头，哪个政治家敢作这个决定？所以说现在这些扣没解开，难道能让这些半拉子工程永久化？就是低价从农民手里征地，高价从城市卖出去，差价变成发展基金，还想这么用下去，我看走不通，因为我们的土地市场天天在教育农民，他醒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让农民分享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增长的收益的状况，还引发了购买力的问题，造成了我国内需不足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