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 ：宏观经济发展与“京津冀一体化”（3）

二、城市带整合及其良性竞争思考

“京津冀一体化”是城市带整合的典型案例。那么，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如何优化经济增长模式？城市间何以良性竞争？这是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

（一）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应是国民经济体系成长。城市带一般是指沿着某个流域，某个特别的地理区位，形成的一个线状城市布局或者城市间的格局。比如说我国的长江经济带，可谓是黄金水道。经济发展规模的拓展、人力资源的丰厚、交通的方便，就会带来城市经济空间的集聚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原来洛杉矶中心城市的15个县，一块一块地长，结果长到了一起，就好似现在我国河北省的廊坊不断地长，把北京和天津拉成一片了。

从国民经济体系来看，当一个地方的GDP越过1000亿人民币，有了几个支柱产业、关联产业，国民经济的骨骼就大体上形成了；当GDP达到1000亿到4000亿的时候，就会出现消费中心、制造中心、交通中心，就是出现了国民经济的五脏六腑；当GDP越过1万亿，它的五脏六腑就成形了。以此来看北京和天津，现在就像是双头，八腿的一个一体人。这时，从经济要素整合意义上看，就需要两个心脏维持整个身体循环了。由此可见，城市带整合的内在机理，应是国民经济体系的成长。

所以说，城市带的整合，最重要的就是，随着经济活动要素的流动和物理距离的缩短，在要素的配套上突破行政疆界。举例来看，1999年承德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旅游业，承德市领导拟举全市之力把高速公路修到金山岭上去。可是，北京市密云县害怕失去古北口长城独占的旅游资源，换句话说，就是恐怕将高速公路修到了金山岭，会分流去密云县古北口长城的游客资源。由此，这个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一拖再拖，直至2010年，这条高速公路才开通。由此联想到，今天“京津冀一体化”的打造，还能不能这么小气？显然不可。就是说，要突破行政疆界，合理打造经济一体化格局。

（二）经济增长模式分析——从斯密增长到普罗米修斯增长。斯密的经济理论讨论的是分工，分工就有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概念。在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的利弊权衡中，人们发现，贸易是最好的获利办法。我国一度拥有着人口红利，由此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有绝对的劳动力优势，结果我们本能地选择了出口导向和投资拉动的斯密增长方式。斯密增长的缺陷在于依托车间经济作为主要形式。就好比生产的杯装水，这种产品的特性在于排他性和竞争性。就是说，我一喝，谁要再喝杯子上面的水，那是不可能了。这种排他性的产品具有可切分性，可切分性的产品是可贸易的，可贸易的产品形成的是竞争性市场。可以说，人类在20世纪搞的所有东西，不管从产业链的哪一端走到哪儿去，生产的都是竞争性产品。

普罗米修斯增长实现了伟大的增长变革，其意义就象工业革命替代农业社会生产方式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我消费了这个房间的亮度，同在这个房间的别人都可以去消费这个房间的亮度。就是说，我在消费这个亮度的时候，并没有排斥他人消费这个亮度。这其中蕴含的就是经济学意义上“正外部性”概念。即使说，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益的情况。其实，马云用的这个电商技术平台，动员的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的分享型产品。就是说，随着用户进入与参与到这个平台，会提升每个用户对这一产品的体验与使用品质。新经济到来，马云也许并不知道，但是，马云动员了分享性的，和车间经济不一样的资源，所以，他成长的如此之快。马云每天结算150亿，每年大概6万亿，在中间结算的质量值上，几乎和工、农、中、建、交这些银行相当。马云说，银行业不改革，让我们来促动他。这个话说的有点傲，但是放在非金融机构，有一天在力量方面超过传统的主流金融，一点也不奇怪。

（三）城市间的竞争途径分析。第一，政治经济学授权的竞争。过去，我国城市间的授权是政治经济学的竞争而不是产业体系的竞争。以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为例。由于国家授予了两者副省级地位，并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允许先行先试，其结果就是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得以快速发展。种种政策优惠，使得一个城市发展就像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切蛋糕，地方切得多了，城市发展就快了。过去20年间我国城市间的竞争是政治经济学的授权竞争，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城市与城市互相排挤，因为给你，就不给我了，所以说，城市间的结合变得很少，没有形成产业体系的竞争。

第二，国民经济体系的竞争，或者叫产业体系的竞争。“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打破当前以政治经济学竞争为主，以产业体系竞争为辅的现状，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资源配置不是以行政边界为疆界，而是以资源内在配置的规律、以投资报酬率的高低作为资源流动过程中的配置边界。

第三，创新金融的竞争。以武汉市新洲区的发展为例。新洲区在武汉市的东北边，离省政府所在地和市政府所在地，有山水江河之隔，修长江大桥太难了，因此，新洲区的人要到武昌区需要两个小时。所以，武昌区最便宜的一亩地350万，可是新洲区最贵的一亩地100万。新洲区阳逻港拥有1亿吨的吞吐量，是内河最大的一个港口。谁要能打通一条江北快速干线，过江穿山，行程35公里，十七八分钟就到了，这个地价马上就可以升上去。可是，修建这条江北快速干线，没有出钱的地方，一是这和整个国家产业发展没多大关系；二是当地银行已是债务缠身。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困境呢？先搞一个财政支出，以年度把它分开，让隧道局去建，隧道局可以垫5个亿；新洲区政府能拿出5个亿。有了第一年10个亿的资金，2013年已经建了一年了。2014年还需要12.7个亿，新洲区政府没有这个钱了。他们想，看看能不能这样，在高速公路靠近新洲这一段划3200亩地，在当地贷不到款的情况下，考虑形成一个平台公司，把各种资源放在一个封闭式基金里边，经过各种各样的评估以后，农商行愿意合作，可以贷出12.7个亿，同时，在北京找一个总部，即银行表外业务资产部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形成同业授信。到了年底，一旦这条高速公路建了起来，有一个3200亩的社会、商务和政府配套服务实体，临港物流的中台和后台结算中心，再加上商业CBD和金融CBD，四个板块结起来。在它的商业板块的下边，再多一个住宅板块。那它的土地价格随之便可攀升，继而进行分期滚动开发。

三大国家投资集团都参与到融资中，成了投融资省会城市动员基础建设形成的升值资源，从而把升值资源做成信用类和票据类和一定期限的固定收益类、股权类的这些资产。跟金融机构进行金融资产的可交易性置换，流动性资本就回来了。这就是省会城市建立第二金融系统建设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