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路径与机制研究（3）

三、认同环境问题

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环境的决定或影响，认同行为亦然。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澄明其所处的社会生态，这是研究大众价值认同的基础性条件。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发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内外矛盾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中国社会生态总体和谐的同时矛盾丛生、问题交织，与改革开放之前单质化的社会生态相比有很大的异质性。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之下，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和感情是不同的，“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容易从生活体验和朴素感情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革命战争洗礼的人，容易从实践经验和革命意志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长期和平建设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的环境，使那种易于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12)从宏观上说，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历史性飞跃，一定程度地转化为人们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但我们的发展仍然低于世界历史水平，最大的国情依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有利于认同与不利于认同的因素并存。而政治领域的腐败问题、经济领域的诚信问题、文化建设领域的虚无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等突出的社会问题，暴露出体制、机制以及价值观认同的严重危机。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政策、体制的认同，并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进程。具体来说，国内的认同环境有如下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解决：

(1)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政治为经济服务、民主是政治的归宿、法制是民主政治的保障等新的主流政治价值观，政治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巩固和发展。但是，应该看到，许多党员干部信仰缺失，信心不足，理想泯灭，价值缺失，精神空虚，同时有人主张废除党的领导、醉心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迷思、走西方多党制以及议会民主制的所谓“宪政道路”的杂音不断，由此，投身宗教信仰中寻找寄托者有之，物欲膨胀、迷恋金钱名利者有之，这些问题是政治领域中主流价值观认同缺失的现实证明。有学者研究指出：“当前人们的‘四信’观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相对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较弱。”(13)实际上，领导干部价值认同混乱，极大地影响大众的主流价值认同。

(2)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科学的生产力观、生产关系观以及财富与消费观，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分呈现出共生共存、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态势，但是，恶意中伤公有制经济，污蔑并企图搞掉国有经济的论调从来没有消停过，加之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的私有化及其负面影响(金钱万能、剥削无罪、私有制永恒化、环境污染)，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成绩巨大，但是却没有充分转化为人民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3)在文化领域，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出现了空前大繁荣大发展，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之势。可是，文化领域中“红、黑、灰、白”并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此起彼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多样性、选择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社会价值观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向。同时，意识形态的“文化化”、“学术化”、“日常生活化”，也使文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争夺最激烈的前沿阵地。

(4)在日常生活领域，价值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想缺失。对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及其危害，缺乏警惕和防范能力。二是价值倒错。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思潮，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等，毒害人民大众的精神。三是道德混乱。道德错位、荣辱不分、善恶不辨、是非混淆、美丑混淆、不讲诚信、见利忘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奢侈浪费等问题屡见不鲜。四是生活腐化。向往灯红酒绿、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纸醉金迷。尽管社会生态中的上述问题并非比比皆是，但是它们足以干扰改革发展的大局，影响主流价值认同。

从外部来看，在全球化语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趋尖锐复杂、更加矛盾丛生。一是西方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其遏制、扼杀、颠覆和搞掉社会主义的图谋没有改变(不遗余力与花样翻新结合)，与此相连的还有因民族、宗教、主权与领土争端而派生出来的意识形态斗争；二是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广泛化、全面化、多样化。包括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并日趋文化化、学术化和日常生活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非(去)意识形态化论”等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思潮的掩盖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真实地渗透、偷运、贩卖西方的核心价值观；三是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破坏方式方法的灵活化、多样化。在信息化时代，他们多手并用，施压政治、牵制发展、丑化形象、渗透价值，手法灵活多样，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所谓软硬兼施、明暗并用，“棒杀”与“捧杀”结合，借助网络技术优势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与破坏。以美国为例，特别是“‘9·11’以来，美国始终将和平演变作为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战略的指导思想，奉行坚决反共、全面渗透、主动干涉、充分利用和适度克制的工作原则，采取了多种输出方式，呈现出和平演变与非和平打压、外部影响和内部渗透、政府牵头与多方参与、美国领导与盟国配合等多措并举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部分人价值观西方化、极少数人成为西方代理人、国家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有所松动、西方基督教影响有蔓延扩大趋势等后果”(14)。实际上，核心价值观之争是当代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焦点，我们同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两种制度的核心价值观的竞争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