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干工作就是要解决矛盾的” （2）

“虚”的问题主要指思想政治工作，如领导班子之间、甲乙方之间、工人之间、工人和干部之间的思想状况，他们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团结的问题，工人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们和工人吃一锅饭，住一样的工棚，工棚是用棉布帘子围成的，冬冷夏热，非常艰苦。正是因为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有些心里话也愿意和我们讲。他们认为跟我们讲了，领导会给解决问题，那时候群众还是比较信任领导的。这种信任也源于当时的领导干部作风比较注重实际，喜欢敢讲真话、敢于反映问题的人，他们不回避矛盾，认真对待、勇于解决问题，敢于担当。天翔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搞经济建设，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人们头脑大都很热，工作中不免有浮夸现象。天翔同志多次跟我们讲，要全面理解多快好省的意义，不能片面追求速度、不顾质量，没有质量的速度不是真正的快，也不是真正的好。天翔同志在去焦化厂听工作汇报时，针对当时社会上浮夸风很盛、到处都在放卫星的现象，反复强调质量问题，要求工人们安装设备时不仅要有速度，更要有质量，把不好质量关就没有真正的好和快——“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天翔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是当时北京市委领导和大多数干部的一贯作风。有一位中央领导来北京视察，曾问“北京市为什么没有放卫星”，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同志都实事求是地回答：北京确实没有卫星可放！在全国各地都争相放卫星的氛围下，天翔同志和其他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能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何等不易！这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实际工作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和担当精神，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领导机关的重要任务就是搞调查研究

刚调到市委研究室的时候，我不太明白在领导机关应该做什么工作，认为做决策是领导的事情，跟我们下属没什么关系，到时候听命令就是了。进了市委机关以后，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不能乱说。”也就是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那时，只要一有时间，天翔同志就派我到工地去搞调查研究，只有市里开工作会时才临时把我抽回去给研究室出简报。那时无论市委领导还是中层干部，基本都不在办公室待着，机关同志下基层的情况很普遍，大家都比较注重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

市委每年给中央写工作报告，一般都由郑天翔同志主持。报告中所有的数据都是经过实地调研得来的，绝不是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比如 ，当时搞粮食定量问题，定多少合适？我们分别去首钢、纺织厂、学校、机关做不同人群的分析调研，最后才拿出了数据。我们把调研的所有数据汇总到当时的财贸组副组长张明义同志那里，根据调查研究的这些数据，市委领导做出决策，最后由天翔同志签发报告中央。我记得天翔同志曾说：“统计局的数据有时也不准确，要核实才能用。”这说明天翔同志很注重实际调研结果，而不轻信字面上的数据，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比较符合实际，执行起来也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