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蒋介石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2）

仅凭“日记”岂可“改写中国近代史”？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记者朱强采访杨天石研究员，发表了题为《摆脱“土匪史观” 跳出“内战思维”》的访谈录，明确记载了这样一些观点：杨天石对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评价是“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认为过去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特征可称之为“土匪史观”，“在这种‘土匪史观’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些基本结论怎么能站得住脚呢？比如，我们曾经称国民党为‘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种史观导致出很多荒唐、谬误的观点”，“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的影响”，等等。

这个访谈录当时在媒体扩散很快，影响甚广，大概就是杨文所说的“还是只能引证我的旧文了”。这就成问题了！究竟是我编造事实，还是他回避事实呢？因为如果说旧文不算数了，那么读者就应该见到这位研究员对此有过收回自己观点的声明，有过通过自我批评来消除社会影响的任何表示。但事实是，这位研究员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来作些分析，来明辨是非，消除今天其也不敢面对的恶劣影响。

古人云：“听其言，观其行。”这是十分有益的经验之谈，是我们臧否人物、判断其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要求人们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显然违背了人物评价的这条基本准则，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自觉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了。

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材料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证。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不去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不去考察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以为他杨天石轻轻一笔就可以抹煞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就可以为蒋介石“脱帽加冕”，那这样的研究就未免有点太儿戏了！杨天石研究的主旨正在于推翻中国革命最基本的一个结论，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历史虚无主义吗？！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写过一篇题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有专门一段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那篇长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引用一些材料说明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强迫资本家认购国库券，甚至采取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因此得出结论：“蒋介石国民党占领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

刘大年指出：“《中国季刊》该文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最后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这个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该文作者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也就在一条：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这是多么正确、深刻的分析！

在这里，深刻与肤浅，严肃与浅薄，不是一目了然吗？我看也特别适合杨天石研究员。多么希望这位研究员能把受到世人尊敬的老所长刘大年当作“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也能“红红脸，出出汗”，那将是莫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