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轮改革新出发,不难发现它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顶层设计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共有60项改革任务,而且诸多改革措施事实上是同如何发展、如何稳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推进和领导改革注重协调统筹。比如从中央到省区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协调和统筹,而不是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在那里力不从心地摸索和推动。三是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摸规律,并且要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举措的实施规划,等于是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推进和领导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强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发启动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出台了不少力度很大的举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召开了四次会议,先后审议或通过了文化、司法、财税、户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试招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体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国务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632项,新设的自贸区对企业还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社会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打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涉及到几亿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车改革。在党的建设方面,加大自我净化的力度,加大执行中央巡视制度的力度,并在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构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了这轮改革新出发既全面又深化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改革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说明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提高了运用改革规律来领导和推进改革实践的能力水平。
中国改革是先易后难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要突破的难关也是改革的重点,是协调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我们把改革新出发形象比喻为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思是这轮改革遇到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此前没有遇到过的。所谓“攻坚”,是从难易角度讲,好改的、见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绝大多数都进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所谓“深水”,是从复杂性上讲,需要改革的内容不少涉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进行协调,对业已形成的利益藩篱予以破除。改革新出发,凝聚共识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难度更多地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重点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缚,那么中国改革新出发的难度,则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调整上面。利益调整为什么是件难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而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况。所谓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群层多样化了,每个群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同一个群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利益固化,则是指一些群体获得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经形成相应机制,甚至出现利益群层相对固化的现象。改革初期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触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触动他们的灵魂。制定和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临两难甚至多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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