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安徽淮河流域文化的形成、演变与省思（2）

2、文化发展繁盛期——汉唐至北宋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唐后期甚至成为国家经济支柱，所谓“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经济大发展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构成中古中国文化灿烂辉煌的篇章。例如：一是道学在汉代续有发展，黄老学说成为西汉前期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道家又一集大成的作品《淮南子》。二是出现了不少世家大族，如龙亢与铚县的两支桓氏、庐江何氏、谯郡曹氏与夏侯氏、相县的刘氏与陈氏、寿州吕氏等等，这些大族不仅在政治上颇有作为，文化上也各有成就，培育了许多文人干才，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堡垒。三是造就出了曹操这样文才治功集于一身、卓绝古今的奇才，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方面大有作为、文学上也能开创新局面引领一个时代的大才，曹操而外迄未之见。四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人才群体，如汝颍奇士、谯沛俊彦、竹林群贤、建安文学等，多贯籍于这一地区。

3、文化衰落变异期——南宋至民国时期。 1125年金人南下灭宋，赵构在江南建立新政权，史称南宋。金亡后蒙古人与南宋继续战争，元朝末年、明末清初与民国时期，淮河流域战争不断、动乱不止。与此同时，黄河开始经常南泛，尤其是1194年黄河决口，河水南下灌注于淮河以北诸支流，形成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淹没大片的土地庄稼与城乡聚落，造成淮域人民年年“跑水反”。兵连祸结与干旱洪涝等持续不断地影响着淮河流域，社会与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停止甚至倒退，人民食不果腹，生活穷极无聊。文教事业不能正常开展，“方是时（南宋），淮以北举不知有全书”。尚武之风盛行，老百姓宁愿带刀护身，不愿买犊生产，渐渐形成了所谓的“贫困文化”，如知足常乐、安贫乐道、听天由命、重义轻利、得过且过、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轻死易斗等心理意识。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淮风”或“五花艺术”（即凤阳花鼓、长淮花鼓、中都花落、怀远花鼓、城西花棍），是灾害之年淮河人奔走四方而作的乞讨之歌，本质上是苦难艺术、乞丐艺术。

二、对安徽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与影响的省思

不同时代人们对于生存与发展的认识有异，这就形成各个时代的内在追求与精神趋向的差别。历史环境若适合其内在精神的抒发畅达，则其文化创造就表现为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相反，当历史环境与其内在追求不谐，社会发展与文化创造就衰微败落。以此，我们把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又分为两大阶段，即南宋以前的繁荣昌盛时期和以后的衰微败落时期。前期文化的内在精神可以用“内观”与“自省”来形容。 “仁义者自完之道，非进取之术也”，所以讲道义、重省察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其时社会发展水平都不高，人们更愿意把精神的满足与内在的充实作为主要追求，因而出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对“安贫乐道”的颂扬，人性、道义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旋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是适宜于这种精神的抒发畅达的，因而文化上表现出了繁盛的特点。宋以后社会开始注重事功与财富，“外游”与“进取”成为这个时代的追求与发展方向。然而，淮河流域此后却进入了黄河不断南犯的时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加上战争持续不断，都不利于“进取”精神的展开，因而文化上也就没有特别的建树，反而形成“贫困文化”这样不利的人文环境。 《列子·仲尼》说：“内观者取足于身，游之至也；外游者求备于物，游之不至也。 ”这是列子教人内观自省、不要妄求身外之物，正可以说明两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早期社会内观自省，人们向内追求用功夫，外部环境与之协和，因而“游之至也”，文化上表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宋以后“求备于物”，而外在环境不利于它的展开，因而“游之不至也”，再也没有出现老庄那样“以道观之”的思想巨人。历史的步伐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驿站，这就是“求备于物”的时期。物之不济，文化发展没有社会经济基础，衰败就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