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第三条道路”治理欧债危机或酿“政治地震”（2）

由此可见，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既有美国的以私有化为基础、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模式推动的金融危机波及因素，更有欧洲自身制度缺陷方面的原因。但欧洲各界、主要是决策层对此的认识并不到位，所以推出的反危机措施明显呈现出不仅反右，而且重在反左的特征：既抵制右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又着力抛弃社会民主主义中的较为亲民（中下层劳动者）的某些价值理念。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面，主持反危机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立法加强金融监管，禁止银行自营交易、混业经营，将高风险金融交易与相对安全的放贷业务隔离开来，并限制金融高管的高额奖金等，以制约 “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强制欧盟各国实施紧缩财政，大幅削减社会投入，剥夺普通百姓已经获得的某些经济社会权益，“劫贫救债”。以希腊、西班牙为例：

希腊危机爆发时，主权债务总额45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80%。“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了两轮救援，第一轮救援于2010年10月启动，提供贷款1100亿欧元，条件是希腊保证在2010—2013年削减赤字300亿欧元；第二轮救援于2012年2月启动，提供1300亿欧元贷款，条件较第一轮更为苛刻，希腊保证到2020年将债务率减至120%，到2015年裁减15万公务员（尽管希腊宪法禁止政府解雇公务员），将每月751欧元的最低工资水平降低22%，持有希腊主权债务者将债务减记53.5%，同时降低债券利率，债券缩水约70%。可见，紧缩措施的真正受损者是普通老百姓。

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2011年债务总额7350亿欧元，占GDP的68.5%，尽管也突破了60%的安全线，却是欧元区债务率较低的。债务危机爆发后，西班牙政府同样是实施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剥夺广大民众已经获得的经济社会权益，如：大幅削减社会投入，压缩社会福利支出，降低包括公务员在内的雇员的工资、冻结养老金、停发失业救济、取消新生儿童补贴等，以“劫贫救债”。

分析欧洲各国治理债务危机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立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抵制金融自由化，加强金融监管，明显具有针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意味；而实行紧缩财政，削减社会建设和福利医保投资，剥夺普通百姓业已获得的部分经济社会权益，又具有告别国际社会党（工党）“左”的传统价值理念如“经济平等与经济公平”等、向美英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实践模式靠拢的意味。也就是说，欧洲正在按“第三条道路”理念治理债务危机，尽管今天的欧洲政要谁也没有公开如此申明。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德等人倡导的带有一点改革、修正或调整意味的施政理念。在美欧的政治谱系中，国际社会党（包括工党、民主党）被视为左翼政党，保守党、共和党等党派被视为右翼政党，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则被视为极左党派。所谓走“第三条道路”， 就是走一条介乎美英新自由主义模式和欧洲大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道路。安东尼·吉登斯称之为“超越‘左’与‘右’”。

然而，“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已夭折的理念。对于今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来说还管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几年来，欧洲各国大幅度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等传统理念向“右”修正，实施紧缩财政，削减社会投入，剥夺广大中下层群体已经争得的某些经济社会保障权益，不仅未能解决欧洲各国制度方面的缺陷，反而激化了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在两个方面造成严重后果。其一是自2009年以来连续两次经济衰退（至今仍深陷第二次衰退之中）；其二是失业率迅速攀升，有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到20%左右，西班牙甚至高达24.44%，且失业者60%是青年人，由此导致贫困群体急剧増加，社会动荡乃至动乱加剧。为反紧缩、反失业、争生存，工人阶级和贫困百姓纷纷走上街头。2012年2月14日，希腊十万老百姓上街游行，数千蒙面人发动暴动，引爆希腊大骚乱；2012年9月15日，仅仅1000余万人口的葡萄牙就有66.9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紧缩政策；西班牙在2011—2012年的一年中，在首都马德里多次发生万人以上的游行集会，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2012年11月14日，更是发生欧洲23个国家的拥有6000万以上会员的工会联合发动罢工、游行，为多年罕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欧盟的反危机紧缩措施的不满，已经引发政治地震：在2014年5月底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各国反欧盟情绪大宣泄。一是抵制选举，投票率低至43.09%；二是参加投票的选民，特别是大批失业的年轻人，将选票投给了反财政紧缩的政党，引发“反欧盟”的“极右翼政党”大获全胜。应该说，已经发生的这一“政治地震”还是小“地震”，随着紧缩政策的持续推行，普通百姓特别是贫困群体业已获得的经济社会权益的进一步被剥夺，很难排除发生更大的“政治地震” 的可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