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7）

特别是在两面下注的态势下，由于接触政策与遏制政策是两套不同的逻辑，如果同时执行，则会导致两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造成政策与手段互不匹配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与现实格局不匹配的互动模式会冲击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两国关系构建了一个框架，以容纳并化解崛起中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尖锐对立，并避免最终走向冲突与对抗。但是，在这一框架的构建中，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疑虑是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在具体议题上，中美两国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海洋争端、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等几个核心议题，则直接关系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因此，在战略收缩的态势下，如果美国选择与其国力存在较大落差的政策，则会冲击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而当美国根据中美实力对比的态势适时调整自身战略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则会相对明朗。

其次，冲击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态势下，美国如何处理与其盟友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总体来说，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予盟友更大的自主权，推动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为此，美国积极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支持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针对这一点，在2014年4月的亚洲之行中，奥巴马公开表示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显示了美国的企图。二是增加对盟友的战略承诺。由于无力亲自“冲锋陷阵”，美国更倾向于鼓励其盟友承担一些责任。因此，美国需要在背后给予支持并给予战略承诺：(1)美国致力于巩固美日同盟，并向日本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针对朝鲜的威胁，坚定对韩国的承诺。(3)力挺菲律宾，在中菲南海岛屿争端中支持菲律宾。在2014年4月28日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期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协助菲律宾应对日益升温的中菲争端。(4)坚持对台军售。奥巴马上台后在此问题上变本加厉，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两次对台军售总计达122.44亿美元。此外，美国众议院分别于2013和2014年通过了《2013台湾政策法案》和《2014年确认“台湾关系法”与军舰移转法案》，推动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美国的这些举措意在通过调动盟友的力量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然而，这一选择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增加战略承诺会鼓励其盟友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进而会激化其盟友与中国的冲突，从而导致亚太地区秩序充满不确定性。这在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盟友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增加对日本的战略承诺，鼓励日本的外交政策走向强势。在最近的亚太秩序中，美国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推手，在事实上鼓励日本追求一种更为积极和强势的安全政策。在此背景下，日本努力强化其军事力量，并在中日东海争端上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正是有了美国在背后的支持，安倍政府才成为改变亚太秩序现状的麻烦制造者。由于日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这对亚太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在未来如何控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也是后者敢于挑战中国的原因。在南海争端中，实力最弱的菲律宾却甘当“出头鸟”，屡次叫板中国，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战略承诺，令菲律宾有恃无恐。

另一方面，增加战略承诺会降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可能会增加。这是因为，盟友自主权的增加往往导致其外交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对美国管理其联盟体系提出了挑战。以日本为例。美国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尽管这有利于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也给予日本更大的防务自主权，使得在涉及到中日争端的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陡然上升。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客观上反过来会增加美国与盟友的矛盾。第二，盟友之间的凝聚力会下降。由于美国充当日本的靠山，鼓励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行为同样会影响到美国联盟体系内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日韩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受到历史因素和领土争端的影响，

日本外交政策的强势引起韩国的强烈反弹和日韩关系的紧张。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联盟体系内成员关系的紧张并不符合其利益，为此美国积极劝服日韩，呼吁两国缓和关系，以应对来自朝鲜和其他地区不确定性的挑战。

再次，重构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战略收缩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是因为，战略收缩往往会导致战线一溃千里，颓势难以扭转。正如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所指出的，战略收缩是一个国家极力避免的选择，也是最后方能采取的一种战略，这一战略收益很小而风险极大。吉尔平也认为，“由于收缩标志着大国的衰落，因此一个国家极少主动去收缩或退让”。从主观愿望上，没有国家愿意收缩战线。然而，一个国家是否愿意收缩往往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当前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在亚太收缩后留下了一定的权力真空，这将对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日本自主性的提升会引起中日竞争的加剧。从宏观的格局上来看，东亚区域内存在中国和日本两个竞争性的大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直接塑造了东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经赶超日本，导致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加速。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海洋纷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自然而然的外在表现。然而，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导致中日竞争的加剧。这是因为，美国给予日本的“尚方宝剑”无疑提升了后者的外交自主性，令日本在处理与中国的纷争时更为从容和自信。由此，美国很难控制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一旦日本的行为超越了美国承诺的界限，则会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中美位势的转换容易导致不确定性上升。中美位势的转换不仅包括两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而且包括两国在地缘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其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在亚太地区，美国和中国分别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这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并成为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当前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亚太地区已经不仅仅扮演着提供经济公共产品的角色，其提供安全预期的能力也正在上升。而一旦中国具备了替代美国在此地区扮演的角色，则会导致亚太地区的秩序产生变动，从而冲击既有的地区秩序。其二，中美塑造地缘政治的能力也在发生转变。以往，中国与美国分别作为一个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而存在，这种地缘上的错位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然而，随着中国建设蓝水海军步伐的加速，当前中国海军力量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走向海权国家的战略必然导致中美之间在海洋问题上的冲突，进而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