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1937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逐步成为海外中国研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近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外，还出现了多部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构建虚假历史的各种研究理念、方法和成果的总称。鉴于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形象的严重歪曲、丑化，鉴于其在海内外毛泽东研究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深入揭露其错误观点已经刻不容缓。本文选取张戎和乔•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一书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剖析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一、认为历史发展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

历史虚无主义对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是：历史发展是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的结果，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这样，历史虚无主义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曲解、歪曲客观历史本体。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者从这一前提出发，否定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必然性。

1．认为中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莫斯科阴谋制造的结果

海外历史虚无主义者认为，毛泽东以及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根本就没有必要，是对社会发展的破坏。其论据主要是：中国革命是俄国、共产国际主观制造的结果，是莫斯科的“阴谋”。《故事》一书认为，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必要、不受欢迎，而且是一场灾难。他们将中共诞生、中国发生革命归结为俄国或共产国际的蓄意推动：“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指陈独秀——引者注）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这样，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就失去了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成为没有意义的活动；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贡献。

不可否认，中国革命得到过苏俄、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但是，将中国革命的发生乃至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这一点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是错误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关于中国革命是莫斯科阴谋的产物的观点，就遭到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等人的批驳。“阴谋论”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丧失了市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这就是说，革命的发生不是人们主观意识煽动、制造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社会具备革命条件时，革命就必然要发生，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发生革命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中期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手段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革命斗争。这一点已经成为海内外的共识。1944年，费正清就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内在产物，它决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政治所能扑灭的。”

2．认为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偶然性因素、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性、必然性。因此，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领袖产生的原因。于是，他们只能将其归结为外部偶然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从主观方面寻找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阴谋活动、玩弄权术的结果。

《故事》一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原因。其一，苏联等外部因素的援助。张戎等人认为：“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这种论调实际上早已被海内外学界所否定。《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抗战时期“苏维埃俄国成了国民党人的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实际上俄国援助没有一项是输送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这说明，得到苏联援助的是国民党，而不是中共。因此，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苏联援助的结果。

其二，间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张戎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得益于隐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代理人”。“红色代理人是莫斯科传给中共的无价之宝，大多是二十年代上半叶埋进国民党的……许多红色代理人还在国民党内官至高位，他们为毛泽东夺取中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姑且不论张戎的观点是否符合实际，其观点中存在一个根本问题：这些人充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是什么？张戎虽然耸人听闻地描绘了“红色代理人”的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无法解释这些所谓“红色代理人”的动机。

其三，通过玩弄权术和搞阴谋活动，毛泽东成为中共乃至中国的领导人。张戎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共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不道德和他对付其同志及中国人民的恐怖手段。张戎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描绘成毛泽东如何玩弄权术，进行阴谋活动，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可见，在张戎等人的历史观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都是历史发展中主观意识的结果，没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张戎等人的这类认识本质上就是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就阐述了“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党内在客观上确实存在意见分歧和斗争。但是，如果完全以此来解读中共历史既是狭隘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分析理念下，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以及时代的客观需求完全被排斥。对于这类历史观，恩格斯早在1886年初就给予了批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对于无产阶级领袖的形成，马克思曾引用爱尔维修的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这就是说，领袖人物的产生并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依赖于阴谋或玩弄权术，而是客观现实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自封、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列宁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领袖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通过考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他们的威信、影响、经验等完全符合领袖的标准。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指责毛泽东依赖阴谋诡计、玩弄权术而获得权力，完全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测。

历史发展本身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其历史观的本质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