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论文化治理与文化权利（3）

　　三、城市化与市民文化权利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城市化在全球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伴随现代文明的扩散和工业化的驱动，一场席卷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紧推进。

在中国，城市化具有某种突变性,在制度性安排和设置的同时,外在表现是直接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由此必然引发典型的城市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惰距”“文化惰距”的发展,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必然导致“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的发生。（张鸿雁：《合法化危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论》，《探索与争鸣》，2006（1）:第45-50页）而另一方面，城市为符号生产和要素聚集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已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节点。以城市为单位的文化生产的组织、文化对话的开展逐步成为现代文化运作和文化成长的主要内容，这些又为舒缓和解决“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提供了可能和方向。

从历史背景看，文化权利一直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块“凹地”、一个短板。而现代城市要保障公民或市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就必须要把文化发展作为整个城市发展的战略来加以推进。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以文化为轴心的城市战略已逐步或必将成为共同的选择，并出现了“大都市以文化论输赢”的新的竞争和发展理念。

深圳是倡导“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首推者、先行者。自成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一直将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当做未来城市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从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市委、市政府勒紧裤腰带建设的“八大文化设施”，到90年代兴建了以深圳书城、深圳文化中心（音乐厅、新图书馆）为代表的标志性文化设施，再到进入21世纪以来新博物馆等重大设施的继续推进、深圳读书月等重大活动的开展、“两城一都一基地”等重大建设项目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逐渐完善，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相当意义上无不是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理念的延伸与扩展。而这种自觉意识在2000年举办第一届“深圳读书月”将主题定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时就已得到充分的体现，随后在理论研究上得到了深化，如2005年出版了《文化权利：回溯与解读》等理论成果，成为全国第一个广泛讨论文化权利理论的城市。深圳市民文化权利的发展赢得了世界的赞誉，“设计之都”“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等国际荣誉的获得，标注了中国城市实现公民文化权利的全球新高度。自成立经济特区以来，深圳一直将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当做未来城市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都市，深圳30多年来以其快速的经济发展、个性分明的城市形象、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吸引了大量年轻移民来深圳为梦想打拼，这一巨大的人口红利不仅驱动了深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促进了深圳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时至今日，深圳实际的总人口已超过1500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深圳人口和社会结构存在不少问题，如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严重失衡、低学历人口所占比例过大、社会阶层贫富差异明显等等。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文化权利问题。由于学历低、收入低、生存压力大，他们在文化休闲娱乐消费上普遍存在能力不足问题。当一个城市的主要居住群体都还没完成社会建构，没有形成与城市发展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文化繁荣发展就无从谈起，甚至会产生反向的障碍或破坏作用。

事实上，对于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而言，如何通过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形成从“陌生人社会”到“熟人社会”的转变，消弭移民社会的价值冲突，建立起一个具有强大主流文化认同的市民共同体，形成一种良好的公共治理秩序，始终是个巨大的挑战。在一般的城市社会，市民之间往往通过某种自然的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如血缘关系），建立起关于城市共同体的空间想象和“我城”的家园感或身份意识。但这些在深圳从一开始就相对阙如。这种社会情感需求突出地表明，“文化纽带”将在深圳市民共同体的构造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在早期，深圳的公共文化设施落后，公共文化生活匮乏，因而一些简陋的文化设施如有名的“大家乐舞台”，受到了打工者、普通市民的热情欢迎和积极参与，不仅缓解了人们的文化娱乐需求矛盾，而且也塑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共同体生活。

更重要的是，包括广泛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在内的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不仅有助于更多的城市互动空间的出现，更有助于“共享同一符号，认同于同一的基本价值与目标”的“共享文化”的生成。城市文化以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为载体，通过它们可以构造出各种社会的公共空间，这反过来又可以创造新的市民文化。以深圳读书月为例，作为由政府倡导设立的大型公共文化活动，读书月从一开始就秉承“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理念，一方面从“权利的根本含义是要求与主张”的角度来回应市民的阅读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它也预示着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念的出现，这就是通过举办大型读书文化活动以及政府、企业、媒体、市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来推动城市尊崇知识、热爱阅读等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促进共享文化成为市民共同体的重要构造力量。可以说，读书月十几年的高贵坚持，不仅对政府的文化行政向公共治理方向延展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政府与社会、市民与市民之间形成某种文化共识具有重大影响。这种文化共识的达成，不仅是市民共同体得以出现的一个标记，而且其影响涉及城市公共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