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创新道路上的“三重门”（3）

政府缺位:克服“市场残缺”和“市场失灵”,政府不能缺位；一方面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要主动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推动和拉动创新

市场机制具有促进创新驱动的内在功能强点,“好的市场经济”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制度安排,但是经验表明,市场机制也存在功能弱点,可能会导致创新驱动面临瓶颈,因为,市场机制可能培育出创新主义逻辑,也可能导致机会主义逻辑的盛行。而由于“市场残缺”导致的“市场失灵”的叠加会使创新动力更加不足。

“市场失灵”导致创新动力不足,甚至于资源配置的无效或低效,这要求“看得见的手”的介入。在推进科技进步实现创新驱动领域,关键还是要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首先,建设“好的市场经济”为创新驱动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市场经济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应该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应该与各国的国情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形式。但“好的市场经济”有着共同的内核:法治。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曾多次指出,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但“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太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讲规则、缺乏法治。好的市场一定是一个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必须以法治来尊重契约精神,协调利益关系,保护创新利益,激发创新动力,推动创新发展。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仍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的政府来引领发展经济消灭贫困实现“中国梦”,但这与走向法治的“好的市场经济”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构建国家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为创新驱动夯实技术基础。

根据“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通过科技创新政策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通过这个完整的创新生态,最大限度地集聚国内外优质研发资源,形成持续创新的能力和成果。发达国家的创新过程和经验告诉我们,为了加速创新活动,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是用公共经费支持和激励大学与工商界合作,大学的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加上企业新产品开发平台有效地激发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一直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其中,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从1991年到2011年一直保持在1%-1.5%之间,来自公司、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非联邦政府研发投入占GDP的比率则一直保持在占GDP的1.5%-2%之间的水平。这与美国政府采取鼓励来自民间的研发投入的政策直接相关。奥巴马总统上任伊始,即拨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也超过了200亿美元。仅政府研发预算方面,美国2011年即达到1480亿美元；企业的研发投入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构建国家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政府加强科技研究的投入,尤其是增加对针对性的基础理论、重大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制约行业发展的普遍性、关键性的技术突破,以及战略性前瞻性技术等方面的科研投入,完善科技成果的转化机制,并为社会各种微观经济主体更加重视R&D投入和积极地参与创新活动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最后,政府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多管齐下,推动和拉动创新。

在财政政策方面,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税种的设置和税率的调整,为创新型企业、绿色企业、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及产品提供利益激励。包括提高排污费标准、征收“两高”产品消费税、对严重污染环境、大量消耗资源的商品征收消费税,开征环境税、逐步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等,增加传统产业,尤其是高污染、高能耗等传统产业企业的成本,或者以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多种间接税收优惠形式和方法提高低污染、低能耗、环保绿色、科技含量高等新兴产业企业的收益。

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可以利用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优惠利率、窗口指导、绿色金融政策等间接信用控制甚至直接信用控制等,着眼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针对重点发展部门、行业和产品的生产,以及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开发利用领域。

在产业政策方面,着力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根据工业转型升级总体要求,围绕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技术密集型、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向,推动创新发展,促进全产业链整体升级,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真正实现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