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律要发生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就确立法治信仰这一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文澜资深教授吴汉东。

《决定》摘要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

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法治的内在生命精神

记者：“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的这句箴言流传甚广。以您观察，法律信仰不足或阙如，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具体反应？

吴汉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法律的权威又源自于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充分说明了法律信仰对于法律实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法治信仰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法治的内在生命精神。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公众法律信仰是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法律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在当下法治国家建设中，需要在全社会建立共同的法律认知取向、法律权威取向、法律评价取向，即以普遍的法治信仰，构造现代法治的文化基石。

法律信仰的树立，贯穿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之中；而法律信仰的不足或阙如，则会影响到法律的具体实施，以及法律尊严、法律权威的维护。可以说，法律信仰的树立，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能将法治社会对公民的最低行为标准内化于心，外施于行，并且自觉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诉求。

在现实生活中，法律不被信仰以及所造成的社会问题还十分明显，具体表现为法律无用观的“信访不信法”，以及法律淡薄观的“中国式过马路”和“法律老赖”等。“信访不信法”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将法律权威置于人治之下的工具主义表现。法治社会的良好运行需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具体运用，而不是过分依赖人治信访、新闻舆论等外界力量给司法审判施加压力。唐慧案告诉我们，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需要将涉法涉诉的信访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以此来实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诉求，进而合法有序地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中国式过马路”和“法律老赖”的现实问题，则揭示出一种“法不责众”的法律错误观和对法律实施权威的淡薄观，这不仅不利于全社会法治氛围的塑造和法治信仰的树立，而且有害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