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三块我们长期做工作，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大块我们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原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我们认为香港是个工商业城市，工商界人士是稳定香港的重要力量，他们人口虽然是香港总人数的20%，但是却掌握香港80%的财富，所以过去我们重点做李嘉诚、郭炳湘、李兆基这批大佬的工作，他们都是爱国、爱港的。第二块，中产阶级。这是我们做工作非常不成功的地方。专业界人士，包括知识界，包括香港的大中小学，包括青年学生，我们一直没有把他们争取过来。再有一块，草根阶层。这应该是过去共产党争取依靠的力量，最基层的工人。
还有一个就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基本法，我们是有利的。为什么？行政长官的确是当地选，不管你是间选还是直选，但选出来是要报中央政府批准的，而这种批准权是实质任命权。换句话说，如果你选出来的人我不满意，我是可以打回去让你重选的，一直到我选出来我满意了为止，我可以不任命。当然我们决不希望是这样的一种结果出现。如果真选出来以后，我们不任命，那会造成重大的限制危机，那香港就彻底乱了。
但是这两个选举，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最后都要走到普选，最后都要走到一人一票选的这个程度，都要走到直接民主。而且我们时间表已经给了，2017年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普选行政长官以后，没有说哪一年，以后就可以普选立法会。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因为我们希望推出能够代表中央利益，当然也同时代表香港利益的爱国、爱港的人士来选。反对派肯定希望有一个敢于和中央政府说“不”的一个人出来，双方在争夺这个。那就定规则吧。
中央认为香港怎么选规则在我，你的地方政权，涉及到民主问题，涉及到政治发展问题，中央是有决定权的，所以今年8月31号，我们出台了一个《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人大决定》，这个大家都注意到了。2017年怎么选？我把大原则给你说定了，要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来选，提名委员会1200人组成，所有的提名必须在提名委员会争取过半数才能成为候选人，就是你必须争取600票才能成为候选人。然后这两个或者三个候选人再交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再往上选，那这个提名机制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现在这个结果，香港的反对派完全不接受。他们认为这是假普选，这是你内地式的普选，你是操纵的，你在一开始提名阶段你就筛选了，你把一切你不喜欢的人都筛出去了，那么这个选举我不能接受。所以大家看8月31号人大决定一出来，香港的反对派就酝酿着闹事了，一直做准备，到9月28号宣布开始占领中环。占领中环它去年就开始做准备了。香港的所谓占中发起人，两个学者戴耀廷、陈健民和一个牧师朱耀明，他们在去年一月就开始酝酿了，如果这个选举不能符合他们的意志，那么就要采取公民抗命的方式、街头政治的方式，逼中央政府让步。一直酝酿了一年多，到今年开始大爆发。
这一点让西方很多国家很高兴，认为颜色革命在香港发生了，在东欧，在北非，在中东的很多情况，香港政府很有可能瘫痪，它认为这个瘫痪的政府是中共的一个政权，这对于西方国家利益是有利的。所以这件事刚一起来你看美联社、《华盛顿邮报》就冠之于雨伞革命，因为占中那天小雨，每个人拿把伞。另外有人叫黄丝带革命，每个占中人都拿了一条黄丝带。
学生们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而且是争取真民主。但是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性质变成了对抗特区政府、反对中央政府的一场政治对抗。因为他们的口号很简单，第一，中央收回8月31号的人大决定，重新开始一轮选举的设计。另外，董特首下台，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已经代表不了我们了。这个性质就很严重了，已经不是在讨论政改了。所以前一段我们的总书记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的时候就明确讲，香港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认识问题。也就是回归17年来，香港人，甚至相当多的香港人在这个基本的问题上没有解决，没有适应旧香港已经变成新香港这个大的历史转变，这种心态没有变，或者说得再通白一点，香港主权回归了17年，人心回归并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旷长日久的问题。很多人讲，是不是特区政府硬一点，马上清场就完了？你今天清了，他明天再回来你怎么办？而且清场容易造成直接的冲突，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比较复杂。现在中央的态度非常地明确，第一，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央绝不会做出让步，因为我们检讨了我们在回归这17年，在对港政策上有很多我们认为值得检讨的地方，先不说不够的地方。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没有把一国两制这个观念、这个概念完完整整地灌输给香港人。
过去为了避嫌，不该管的肯定没有管，但是该管的也没有管。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说尊重两制说得多了，说坚持一国说得少了。所以很多香港人觉得97回归就是不改天，不换地，就换一面旗，什么都不变。他们没有认识到1997年他们成为了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他们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你公民享有的一切待遇你肯定有了，但是你还有责任呢。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香港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为香港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完整的，金融监管非常健全，但是整个国际资本的冲击，让它也深受其害。在发展过程中，它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内地给予了全力的支持，按照朱老板的话讲，只要特区政府有需要，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我就给你什么样的支持。SARS的时候，我们这儿药品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批药品先给了香港。
包括金融风暴。当时金融风暴是从泰国先引进来的，那个投机资本就像二战初期的德军在欧洲战场一样，所向披靡，到泰国冲垮了泰铢，冲垮了泰国金融市场，然后再到印度尼西亚冲垮了印尼盾，然后到了新加坡冲垮了新加坡元，然后到马来西亚冲垮了令吉，到韩国冲垮的韩元，到台湾冲垮了新台币，最后到香港。那是强迫香港港币要贬值，强迫它的联系汇率制度要放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朱老板说得非常明确，人民币绝不贬值，人民币绝不贬值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保证香港的汇率稳定，保证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内地庞大的外汇储备是香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的靠山。
回归以后，一切的“两制”的优惠香港全享受到了，但是作为“一国”该担起的责任全没有担起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三件事。第一，23条立法。基本法有个23条，它规定，你回来以后，作为一个地方政权，你应该自己立一部法律来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你作为一个地方单位，你以后市民作为公民的一个必尽的责任，我不代你立，信任你，你自己弄部立法。2003年政府启动要立法，遭到强烈的抵抗，最后导致当时的警务署长辞职，然后董特首以健康原因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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