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奋斗，到1979年改革开放，我们多少？190美元。小平的翻两番就是从这儿来的，到世纪末争取翻两番达到800。后来我们到了1997年就达到了800。到了2000年就达到了860。到了2001年我们全国欢欣鼓舞，为什么？我们达到了1000美元。1000美元是个标志性的东西，联合国定贫穷国家的线就是1000美元。比如说联合国会费，一年收25亿，用于联合国的正常运转，包括维和部队的开支。每个国家会费怎么来？就是各成员国摊，根据你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来交的，美国一年交六点多个亿，日本交四点多个亿，我们原来在2001年以前一直交3000万左右。按说我们不应该交这么少？为什么？我们人均低，人均1000美元，那属于贫穷国家，贫穷国家在交会费的时候是可以打折和优惠的。我们原来属于优惠的国家，但之后我们就足额交了，因为现在经济总量上来了。
另外一个看老百姓是不是富的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0多年前我们仅仅是99元，到1978年我们达到了343元，到去年我们达到了27000元。还有一个农民纯收入，1949年的时候我们是44块钱，1978年的达到了143元。到了去年我们也将近9000元。另外就是人民币的存款，是老百姓、城乡居民，不算金融单位的，我们去年是46万亿。新中国成立那年我们全国的人民币的储蓄余额，城乡居民的储蓄余额是8.6亿，人均1块6，去年是46万亿，人均3.8万。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大，和台港澳比，在新世纪之初的时候差距是非常大的。香港那一年已经是250亿的总量了，我们才不到1500，它的人均已经是2500，我们才190，是它的几十分之一。亚洲四小龙大家都知道，这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被叫做第五条小龙。香港当时是世界上的八大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空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服务业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等等，已经在世界经济上举足轻重了。1979年香港是世界上第五大贸易体、第五大银行中心、第五大外汇市场、第六大黄金市场、第七大期货市场，那么一个弹丸之地的香港创造了很多经济奇迹的。台湾也一样。
也就是说1979年小平考虑如何解决统一问题的时候，这个台港澳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台港澳了，这是你必须考量的一点，一方面要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收回来的同时，你不能把它的经济活力、经济繁荣给拿掉，这是个两难的矛盾。怎么办？小平讲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把这两难的困局破了，那就是搞一国两制。一方面实现统一，同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因为这些制度是保证台港澳地区经济繁荣的制度性保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决定以一国两制的方式作为我们新的国家统一战略，新的对台政策，并且向台湾做政治宣传，向对面敲门，我们对台有了新的善意、新的诚意，希望你能够正面回应。另一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官方的喊话。比如说廖承志同志这个时候出来给蒋经国先生写信，因为小蒋已经接了老蒋的班了，成为台湾当局的执政者。
廖公和蒋经国有同学之谊，给他写信呼吁蒋经国先生能够接受我们一国两制的方案，那封信大家有机会看一看，写得非常棒，纯文言写的，写得情真意切。包括里头有一段用了鲁迅一首诗中的两句，原来大家对鲁迅这首诗都不熟，通过他这个引用，大家都非常熟了，都把它用来形容两岸关系，“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呼吁对岸。后来邓颖超同志也给宋美龄写信，呼吁对岸回来。做了种种的努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这种善意、诚意和心意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体认的，我们敲门人家不给开门。当时的蒋经国先生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东西，我们提出“一国两制”，他提出“一国良制”。
为什么？他说我也是主张统一的，但是存在一个谁统谁的问题？谁主导统一？谁的制度好谁来统一，因为当时他有很大的经济优势。我讲了，台湾在1978年、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2300美元左右，我们当时是190。所以它的经济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认为它制度很好，要统一也可以，用三民主义。现在大家有机会到厦门鼓浪屿那儿参观，那个历史遗迹还在，我们这边叫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对岸有个大牌子，在没有雾的情况下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叫“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那儿成为一个景点了。
对于我们的呼吁，蒋经国是完全排斥的，我们提出来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国共的第三次合作、第三次握手。蒋经国先生说得非常明确，切切不可为。我们提出来三通：通航、通邮、通商。他提出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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