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赶考”永未结束

《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著

今年是郭沫若力作《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甲申》）发表70周年。在这篇旷世雄文中，郭沫若认真“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在当时有力地发挥了“借古讽今”、“以史鉴今”的作用，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

《甲申》的发表引发了中国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激烈论战，其深刻的“影响最广泛最巨大”

16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这一年，既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的胜利之年，又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迅速走向败亡之年。在事隔300年后的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郭沫若撰写的长篇史论文章《甲申》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天，引起了国共两党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了中国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激烈论战，其深刻的“影响最广泛最巨大”。

●《甲申》一发表，国民党立刻感受到了其锋芒所指，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

《甲申》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封建王朝专制统治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国民党立刻感受到了其锋芒所指，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反应。3月24日，为蒋介石执笔撰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抨击《甲申》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4月13日，《中央日报》发表《论责任心》的社论，责难郭沫若是“对国家和政治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责难《甲申》“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4月21日、26日、28日，《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攻击《甲申》，表示不能“听其谬种流传”，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