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的一个关节点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都明确提出了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法治思维”，其主要内容是对法治体系内在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阐述，由此形成关于法治的思想体系，以指导法治行为。就现代社会的法治体系来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则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就现代法治的实质而言，依法治国的根本问题是以社会来制约国家。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法治思维的一个关节点。

在通常的意义上说，权利（Right）是一种法律概念，它表示的是一种法律关系，即由法律公正认可和保护的某种利益。同时，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权利（Rights），是表示由某种制度安排而得到的保护和尊重、提供给个人的受到法律保障的某种利益、反映个人价值的合理正当要求等等。从权利的法理起源上说，权利是一种自然概念，或者说是自然法的概念。在自然法看来，所谓权利，是自然人个人所生而固有的权利，包括个人固有的生存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也可以说是国际法中所公认的基本人权；在目前我国的一般文献中所说的权利，其实质内容就是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在宪法或者国家的基本法中，对“公民基本权利”，都有不同程度的规定。在我国的现行宪法（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二章的第33－51条中，对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其中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政治权利，其余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人权，诸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权，居住权，通讯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科学研究自由，婚姻自由，休息权，等等。在我国，上述的这些公民权利，可以称之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是明确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当前，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大体上就是一般人权所包含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国际人权文献中，主要的如在《世界人权宣言》和后来的一些国际公约中，也越来越充分地得到了反映。目前，我国政府已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在这两个国际公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公民基本权利，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一致的，在原则上我们也应该承认，并予以遵守。

当然，这里所说的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利”，大多数会反映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之中；但是，这其中，除了作为政治权利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外，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并不全部是由宪法或者法律所赋予的，而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同时，基本人权所包含的一些自由和权利，也不能因为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而是非法的；当然，更不是国家权力所能随意剥夺的。从权利与权力的发生逻辑上说，权利与权力相比，是权利先于权力，并且权利是更根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源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国家权力产生于社会的权利，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实质内容。

人类对权力与权利及其二者关系的意识，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现在看来，在人类的原始野蛮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与权利概念，当然，在原始野蛮时代的群体生活中，权力意识和权利意识是会有的，比如族长的权力，家长的权力等等。但是，人们对权力与权利这两个概念的认识，比较粗糙，还没有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概念区别意识。明确提出权力与权利概念及其二者关系的问题，这主要是从人类的文明时代开始的。当然，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和集权体制下，人们的权力与权利意识，还是片面的，甚至是单向的概念。只是到了民主法治时代，才具有了现代意义上权力与权利的概念，并且对权力与权利这两个概念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权力意识与权利意识的成熟，这是人类进入到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