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

“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警世名言，尽人皆知。而“两个务必”思想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由此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和发表

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该书堪称蒋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完整表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强化国民党“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合法性。且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鼓吹满族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认为三百年的明室，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和满族八旗兵的“内外交侵下，竟以覆灭”的。妄图以借古喻今的手段，影射和诋毁中国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扣过来的屎盆子，中共中央迅即做出了反应。除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外，毛泽东多次电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流毒。随即，南方局派乔冠华找到郭沫若，委托其以纪念明亡300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进行反击。接下约稿后，郭沫若高度重视，花月余时间搜集资料、整理思路，初稿形成后又几易其稿，最终完成近2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亲自审阅文章后，即安排《新华日报》于1944年3月19日（明代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的死难之期、明朝亡国之日）见报，连载4天。陪都政界学界及社会由此引发一连串震动。

郭沫若不愧为史学大家。《甲申三百年祭》一面世，如一石激千浪，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文章以大量有据可考的史实，论证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专制和政治的腐败，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虚而入，而非《中国之命运》所谓“流寇”和外族侵犯。历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依赖宦官”、“轻信专断”，其治下不仅官场败乱，大小官员皆贪，盘剥百姓无度，且天灾频繁，中原饿殍遍野。据《明季北略》卷十二记载：李自成农民军退出北京时，发现皇库“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每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放着如此充盈的家当，朝廷却对民间灾情置若罔闻，任凭官吏横征暴敛，导致饥荒肆虐，最终必然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甲申三百年祭》借历史之实，巧妙地回应了所谓明亡始于“寇乱”的谬论，尖锐地把如何吸取历史教训，从制度上找到防止为政者腐败的规律提到了人们面前。

同时，《甲申三百年祭》又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的现实。让人不难从崇祯的专制，联想到蒋家的独裁；从明末中原的天灾人祸，联想到“一九四二”中原大旱；从腐败丛生的明末吏治，联想到声名狼藉的国民党官场。文章实际是在警告国民党顽固派，若不改弦易辙，坚持国共合作抗战道路，继续向独裁、分裂、倒退的故道滑下去，必将成为历史罪人。《甲申三百年祭》的犀利反击，自然使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报》迅速组织文章大加挞伐，指责郭文“影射当局”、“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叫嚷不能“听其谬种流传”。

平心而论，如果抛开党争，这样一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直陈时弊的警世文章，狠狠地敲打了蒋介石，本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与反思，从而以史为镜，改弦易辙，整肃吏治、惩治腐败、容纳民意。然而，历史不可能假设，蒋介石没能抓住历史给予的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