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最大红利是什么 （2）

当然，这类学校和其他公立学校一样，也必须接受英国教育督导部门的检查，并且参加各项全英统一考试。2013年，政府又核准了102所“自治学校”，计划招生10万学生，已经报名满额。

在日本，公私立大学比例是20∶80。公立大学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国公立大学都改成法人机构自负盈亏。

那么，中国教育改革究竟如何推进？究竟如何释放改革的活力？

著名学者施一公在关于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认为，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是导向出了大问题，用同样的指标要求所有的大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也非常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给教育松绑——其实就是给中国教育新的机会，新的可能，就是把民间的智力和资本充分地涌流到教育中去。为此，我建议：

第一，启动新一轮高校体制改革。尽可能将一些大学转为民营。与其要求许多大学转为职业技术类，不如把这些大学转制，交给民间机构管理运营，或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或者彻底转为民营，或者交给民间机构托管。拿出几所985学校、211学校进行改革的试点，这样才能够真正激发民间的活力。制定上市科技公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的优惠政策。

第二，鼓励民间的小微学校。现在学校设立的门槛太高，只要在满足基本办学条件、保证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就应该允许进行各种办学的探索。如鼓励举办小型的居家式幼儿园，鼓励举办小规模的中小学，鼓励类似美国“深泉学院”一样的小型大学。

第三，取消全国统一的文凭颁发制度，取消教育行政部门直接颁发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由学校直接颁发自己的证书，对自己的办学质量负责，并且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的评估监督。

第四，进一步推进教育领域的管办评分离，将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彻底脱钩。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有自己直接管理的大学，今后的高校分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含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等类型），分别由各级政府举办，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专业机构评价，社会和专业机构监督，成立各级政府直属的教育拨款委员会，对高等教育机构拨款。中小学原则上分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含混合所有制学校、股份制学校等），前者为政府公共财政拨款，后者为民间资金投入。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公共产品服务的方式支持民办学校，也可以通过托管的方式将公办学校交给民间管理。这样，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有自己的“亲儿子”、“干儿子”和“野儿子”之分，一视同仁进行管理。

第五，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过程管理具体入微，过于琐碎。从课程大纲、教学内容到作息时间、结构工资等，把学校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把校长的手捆绑得严严实实。许多校长自嘲不过是一个排课表的人。教育行政部门成天开会、检查、评估，学校疲于应付，甚至有专门对付开会的副校长、副书记。建议尽快建立起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的新体制，将过程管理的权力交给学校的自治管理机构，如学校学术委员会、家校合作委员会等。校长也要把相应的权利还给教师，让教师有更多的教学自主权。

第六，加快教育立法。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更是依法治国的教育保障。纵观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教育立法工作。如日本的教育法律有100余种，如《学校基本法》《教育基本法》《终生学习振兴法》《幼儿园设置法》《高中设置法》《学校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文部省设置法》《大学设置基准》《国立学校设置法》《私立学校法》《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日本育英会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社会教育法》《终身学习振兴法》《环境教育法》《自立教育法》等。早在1947年，日本国会就颁布了《教育基本法》，明确了国家的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男女同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宗教教育、教育行政等基本原则。这个《教育基本法》根据日本《宪法》精神制定，又是制定其他教育法规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