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2）

政府的推动带来了经济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对政府本身而言，这些问题表现在：

(一)政府经济职能的强化导致政府其他职能的弱化

事实上，经济职能只是政府的一种职能，政府要履行很多的职能，其中重要的是监管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由于监管职能的缺失，高速经济发展时期出现了安全事故频发、食品药品安全性差、环境遭到污染，资源被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一些问题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专注于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公共服务职能遭到忽略。2003年的SARS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一种相当窘困的状况，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一系列民生方面资源的短缺已经跟不上民众的需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在2004年提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把政府的主要职能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管如此，对GDP的追求依然是不少政府的重中之重。

(二)对数量的追求导致了对质量的忽略

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事实上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和高消耗的经济，尽管GDP获得了差不多两位数的增长，但是经济运行的质量是不高的，经济的结构是不合理的，是一种粗放型的发展。尽管这样的发展在一定时期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发展缺乏可持续性。低效、高能耗成了增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中国在人均GDP四百至一千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三千至一万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3]但这一问题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光环下被掩盖了，因为GDP 成了评价政府绩效的最重要指标。事实上，政府在好多年前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的转型，提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淘汰落后产能等等。但是，对高速发展和高指标的追崇妨碍了这样的转型。GDP的数量成了一个敏感的指标，一旦下跌，就会不遗余力把它地搞上去。因此，一些本该淘汰的落后产能被保留下来了，一些本该被淘汰的制造了大量污染的企业也被保留下来了，原因是它们可以创造GDP。

(三)对经济的深度干预导致了寻租空间的扩大

权力运行的不透明和对权力缺乏制约致使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十八大以来所有遭到查处的政府官员几乎都摆脱不了与金钱的关系。山西省因与煤老板勾结而落马的大量官员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法制的建设，忽略了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法制是市场经济得以健康运行的保证，是市场得以排除权力干预的保证。法制的缺失使中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掠夺性的经济。此外，政府在GDP一路高歌猛进下也忽略了自身的建设。在对权力制约薄弱的情况下，在权钱紧密交织、存在大量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忽略政府官员的行政道德伦理建设也是贪污腐败得以盛行的一个原因。

(四)权力的无节制使用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政府权力对市场的高度干预导致的市场扭曲，监管缺失导致的食品安全危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有限的优质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的供给导致的资源紧张，寻租导致的官员大面积的贪污腐败，由权力使用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风险，所有这些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政府声誉的跌落和政府权威的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