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特点及中国应对（2）

二、中日政治、安全与外交抗衡关系的浮现

2013年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凸显为中日关系困境，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中日战略抗衡关系浮现。

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后，不仅在钓鱼岛争端中坚持对华强硬立场，导致钓鱼岛争端持续、深度发酵，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已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是倾向于视中国为战略敌手。

首先，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安倍政府始终拒不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声称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完全违背了当年与中国达成的搁置争议这一重要共识和谅解默契，直接导致中日双方政府高层交往陷入中断，两国民间对立情绪持续升温，日本的购岛行径打开了中日关系走向恶化与抗衡的“潘多拉魔盒”。

其次，在钓鱼岛危机的处理方式上，中国坚持派遣公务船和公务飞机在钓鱼岛海域和空域进行“常态化”维权巡航执法行动，日本在应对中方的维权反制行动时，刻意突出军事色彩，制造紧张气氛，推动危机不断升级。从2013年初宣称对进入钓鱼岛空域的中国飞机使用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到炒作所谓的“火控雷达照射”和海监船机枪“瞄准”日方船只事件，再从日本首相批准对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采取包括击落方式在内的强制措施，到日本舰机强行闯入中国军事演习区事件，日本上述行为导致中日摩擦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变得越发现实。日本还大力发展军备，强化军事部署，以增强对钓鱼岛的控制和防卫能力。包括在钓鱼岛附近的与那国岛部署监视部队，在冲绳那霸基地部署E-2C侦察机，以增强对钓鱼岛的情报收集能力；筹建海军陆战队，研发射程在400～500公里的短程弹道导弹用于钓鱼岛防卫，以提高快速部署能力；通过装备的更新升级，提升防空能力；并动员陆海空自卫队实施联合演习，以增强“夺岛”和“守岛”的实战能力。

第三，中日在钓鱼岛危机中的分歧面继续扩大，已从海域拓展至空域，衍生出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符合中国《国防法》、《民用航空法》、《飞行基本规则》等国内法，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而日本则借题发挥，制造事端，挑衅中国。安倍就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表示，“这如同宣示尖阁诸岛领空就是中国领空，完全不能接受”，并称“正在要求中国撤销一切措施”。日本参众两院也通过决议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表示严正抗议。中日两国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对于重叠空域内的飞行安全问题，中国表示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有关技术问题与日方进行沟通，共同维护有关空域的飞行秩序和安全。而日本外相则称，中国划设涵盖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是对飞行自由的侵害。日本不会考虑开展以此为前提的对话”。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争议导致中日间的紧张继续升温。

第四，日本为谋求其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优势，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对中国开展制衡，以争取在钓鱼岛争端中对中国形成牵制。日本希望借助美日同盟的力量，利用美国对其在钓鱼岛行政管辖权的支持，以及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承诺，积极拉拢美国共同对中国施压。安倍政府还在地区和国际上针对中国拉帮结派，挑衅滋事。就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安倍在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欲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以及限制国际航空秩序的行为十分令人担忧，呼吁东盟各国对日本立场给予认同和理解，甚至提议在联合声明中将其写入并称之为安保上的“威胁”。

第五，在外交方面，安倍提出开展“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战略”、“价值观”及“维护国家利益”这三个关键词透漏出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具体来讲，一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拓展美日印、美日澳及美日澳印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构建由美日澳印组成的遏制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安倍认为“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国家日本成为伙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这应在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最为优先”。为此，安倍政府着力修复美日同盟关系，推进普天间机场的迁移及嘉手纳以南土地的归还计划，为驻日美军重组扫清障碍，同时还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在巩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安倍试图推进与印度、澳大利亚的战略关系，加强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的合作，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

近年东北亚政治与安全局势的显著特点是中日关系困境，随着安倍政府推行日益强硬的对华政策和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应对政策，两国战略互惠日益消亡，战略抗衡关系逐渐浮现，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举世瞩目，管控中日关系危机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