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今天，文明之间对话与沟通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景观。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进步，有效进行文明交流互鉴，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综观中外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演进过程，通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与弱势文明体的被动接受。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其次，弱势文明体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提升自己的学术反思能力，并在本土的根基上，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再次，强势传播与文明对话。在摆脱了对于强势文明体的文化与学术依附的同时，弱势文明体通过自我更新与自我发展，开展了自我的强势传播，这时候，文明之间的对话才有了可能。然而，文明对话并非如此简单，文明对话的可能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落差，文明对话必须具备诸多条件。

其一，话语认同。文明对话的第一个前提是话语认同，当两种相对隔膜甚至相互敌对的文明体发生碰撞与面对时，是很难进行文明对话的，只有两种文明处于平等、独立、相互尊重的地位，文明对话才能发生。话语认同来自两个文明体的碰撞交流中。这里有一个推拉力问题：面对文明体A，文明体B具备学习与了解的冲动，这时才能自内部产生推力，推动文明体B自觉自主地认同与学习文明体A；面对文明体B，文明体A本身有一种希望被文明体B了解的冲动，这时会产生一种拉力，反之亦然。

其二，问题域的形成。在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中，问题域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当双方公说公话、婆说婆话，或公婆之间“顾左右而言他”时，是不能开展对话、达成共识的。只有双方达成对某一问题的沟通与融合，形成问题交集时，才能产生对话与共识。按照解释学的有关理论，我们都是在视域中生活和理解的。虽然一个视域是在传统与文化中形成的，但历史文本解释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文本的视域与解释者当前视域间存在着张力，为了忠实文本，我们需要获得历史视域，但不能完全消除自己的标准与偏见，为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各自的独特性，并寻求一种恰当的方式弥合鸿沟、达成共识。因此，文明对话中问题域的形成，尊重合法的偏见、达成视域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认知结论。

其三，学术话语的可通约性。文明对话过程的成败，受制于话语的可通约性，如果话语完全不可通约，就像对牛弹琴一样，那么文明对话就很难实现。话语的可通约性可分为方法通约与规则通约两个方面。

方法通约。学术交流与知识传播过程中，学术论证与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要有通约性，这样才能使对话双方在共同交叉的视域中达成理解与沟通。很多人误解了库恩的科学范式不可通约性理论，认为库恩否定了科学理论的可比较性，因而导致了非理性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库恩认为，缺少的不是可比较性，而是“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而可用来在它们之间作出逐步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的。”不可通约性的意思是“没有共同的量度”，将这个术语用于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说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没有一组中性的标准可对理论的优劣作出一致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说对科学理论无法进行比较。受库恩的启发，可以在方法运用的目的、方法运用的一致性、方法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来考量文明对话的可通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