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持真抓实干，制止假抓虚干
习近平总书记说：“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这些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人说，在整治“四风”时，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表现和危害相对比较明显，容易引起重视，唯有形式主义最难以根除。因为这已经成为有些干部的日常工作方式，有的人甚至认为不搞形式主义就不知道自己该搞什么。
形式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重口号轻行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包括在需要精细化时满足于“差不多”；在需要较真时在人情上“抹不开”；在需要抓落实时却夸夸其谈；需要谨慎、低调时，却追求轰动效应。这些都和我们传统文化的缺陷有关，却都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符，而且势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助长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心理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有人说，现在是干得好不如讲得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前些年有些地方的各种“节”层出不穷，其中究竟有多少能给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要做到“谋事要实”，必须真抓实干，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科学规律办事。
总书记现在去考察有两条最基本的要求：一个是必须见真群众，而不能是经过地方培训导演过的群众；另一个就是必须摸真情况，具体要求到考察的地方哪怕在现场新添一个板凳都不行，那儿原来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习近平同志当过大队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对我们有些地方作风上的一些猫腻非常清楚。他知道，如果领导下去调研见到的都是经过培训、导演，只会给当地领导歌功颂德、评功摆好的群众，看到都是粉饰一新、甚至家具家电都重新换过了一遍的所谓新农村，还怎么了解工作中问题，怎么发现群众的疾苦？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要飘在上面，不要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实、务实、落实，真的去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求点实效。求实、务实、落实，我们可以看出总书记提出“三严三实”当初的影子。当然领导干部对关键环节要亲自抓，对重点、难点问题亲自解决；要在“上情”与“下情”之间寻找结合点；在先进经验和本地实际间发现一致性，创新发展思路。只要我们是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为党和人民干而不是为自己干，出漏子也不怕，知错就改，今后会发展得更快。
反之是假抓虚干：一是以一般号召代替贯彻落实；二是虚张声势摆花架子；三对容易看得见的政绩乐此不疲，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视而不见；四是热衷于“短、平、快”出政绩，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五是有好处就干，没好处不干，把该由市场或别人管的事揽在手里，该自己管的事情反而推给别人。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刊发了一组调查，发现对于作风建设，群众整体是满意的，但离群众的期待值还有一定距离。群众对于办事拖延、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等问题，意见很大。一些隐蔽的作风顽疾已经成为大众诟病的对象。有人讲：过去有些党政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态度都好了，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这比事难办还糟糕。
实际上对于我们真抓实干的人来说，是职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对于假抓虚干的人来说是把事业当作混饭的职业。我们是真抓实干，还是假抓虚干，也反映一个干部的政绩观。当年安徽的王怀忠就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类干部的共同特点, 就是把分内工作和应负的责任全当成职位升迁、谋取私利的垫脚石，当成向党和人民要地位、争利益的凭据。为此，不惜牺牲本单位或本地区的长远利益，搞掠夺式生产和经营，三五年后一走了之，包袱甩给银行，责任集体承担，难题留给后任。显然，这种“政绩”是经不起实践、群众、历史的检验的。
特别是当前，谋事要实对我们尤其重要。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已经6年多了，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一直不景气。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可以达到1.1%，但到年底，实际上全年增长只有0.8%；预测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可以达到1.4%，但到年底一盘算只有0.2%，基本没有增长。总理说主要经济体走势分化，就是说在世界大国中也有基本面比较好的。一个是美国，去年上半年增长达到3%以上，三季度更好，但四季度下滑很大，全年的经济增长率约为2.4%，但已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另一个就是印度，由于正处于类似我国发展前期的经济起飞阶段，2014年的增长率和我国相仿，今年有可能会超过我们。综合这些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将增长会达到3.5%左右。只有我们预期的2015年增长率7%的一半，因此我国仍属于中高速增长。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影响很大。特别是欧盟作为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对我国外向型企业冲击很大。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对外贸易增长已经达到16%到17%，去年年初的时候考虑各种因素影响，把贸易增长目标确定为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进出口总额实际只增长了3.4%，下滑幅度很大。利用外资也是这样，2014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而我国新增对外直接投资已达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已经几乎拉平了。从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看，我们去年原来计划提升7.5%，最后达到7.4%，只低了1个多百分点，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在报告中坦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特点是：国内一些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发展的“拦路虎”。适当地放慢一些增长速度，为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既立足当下更立足长远的明智选择。而且，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与一些地方政府过去长期靠卖地举债上项目创GDP的做法得到有效纠正分不开。现在我们沿海地区一些城市，每建造100万平米的新建筑，往往就要拆除30-40万平米的老建筑，被拆除的大多都在正常使用年限内甚至刚建不久的建筑，所以我国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我们只有挤掉这些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和泡沫，才能实现真正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都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党分忧、为国分忧非常重要。在这里，尤其不能“忽悠上级”、“忽悠中央”。我们知道，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党的领导机关的决策，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决策—执行—反馈—修正—再决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或系统。中央的正确决策，依赖于执行后的信息反馈。反馈的信息真实、准确，有利于修正决策中的偏差、提高决策水平；反之，就可能“误导”中央，甚至给中央添乱。而在经济下行时候，尤其要警惕一些地方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搞数字造假的倾向。过去一些地方对内一本账，对外又是一本账。向上级汇报成绩、汇报经济增长时是一本账，讲困难、搞扶贫、要补助时又出现另一本账。有的市县在年终上报GDP增长时，四处打听临近县市或竞争对手报多少，再决定自己报多少，在数字上互相攀比。为挤出统计中的水分，近些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采取一个做法，就是请专家对各地报来的经济增长数字进行分析，砍掉其中的虚假成分。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很难。因为反映一个地区实体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的，最重要有三个指标：第一就是工业用电量的增长，企业开工总的用电就会多；铁路货运量的增速，拉进来的原材料，要卖出去的产品，都要通过铁路货运来解决；第三个就是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增速，因为你要上项目，往往离不开向银行贷款，上的项目多，往往贷的款就会多。如果我们最后发现有一个地方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数字基本和去年持平、项目建设贷款没有增长，在技术构成没有发生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却硬说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一般都是虚报。所以我们国家统计局在对各省市报告的增长数字的汇总时，都会用这个方法去挤掉水分。很多外国统计学家都发现，对中国各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经过加权汇总后，比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的增长数字经常要高出两到三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在去年的统计中也多少反映出来一些仍然存在。其实这种数字造假就如同在病人的体温表上作手脚，医生就无法正确判断病人的病情、无法对症下药。朱镕基同志当总理时就对此深恶痛绝。我去国家会计学院讲课时，曾看到门口的影壁上就刻着他当年的题词：“不要做假账”。这大概是全世界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题词。
反之，谋事要实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解放军报曾谈到这样一段史实：1947年5月，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组织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围歼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整编第74师，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战斗结束以后清点战果时，粟裕副司令员发现，各纵队上报的歼敌数量加起来只有2万3千余人，而整编第74师有3万多人，还有7000人不知去向。于是他立即下令，迅速展开搜索，结果在一个大山沟里发现了这些残敌，遂将其一网打尽，全歼了国民党这个王牌师。当时的孟良崮战役中，我军有多个纵队十几万人参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统计出来的战果如此精确。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我们的部队作风不实、虚报战果，那这些残敌就可能成了“漏网之鱼”。反之，蒋介石就从来都不敢完全相信他的将领们的报告，首先很多军队的人数是假的，因为吃空饷是长官们的主要财源之一，越是杂牌军越严重，有时编制两万多人的军，实有士兵可能八千都不到。战报也是假的，因为按照各战区司令和军师长报告的歼敌数字，朱毛红军被全部消灭几次都有富余。就凭着蒋介石这样“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也得打败仗。今天我们抓经济工作，也必须有这种谋事要实的精神。
“创业要实”，总书记讲“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现在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领导者的拍脑袋决策、跟风“创业”这种现象很严重。现在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在我国几乎遍地开花，大部分都办得很好，对于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办得不好的地方也并不少。我下去调研时看到也有很多产业园区是空空荡荡的。当初规划得很理想，但如今厂房早已盖好却没能招来商。还有的则是地早就征了，五六年了至今仍然荒在那里。这些地当年都是最好的菜地、水田和果园。在我们这样一个耕地如此紧缺的国家，看了让人心疼。我们更不要说那些因为搞“土地财政”而出现的“鬼城”和大批空置楼盘了。这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拍脑袋创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创业要实”，首先要有利国利民的明确目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能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两弹一星”，靠的也是这种创业精神。杨振宁和邓稼先当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后来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是个人成功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因为他得到了世界最高的学科承认。而邓稼先在这之前很早就回了国，回国后就再无声息。可杨振宁对这位老同学的实力心中有数。中国核试验成功后，1971年他曾试探性地写信问邓稼先：“听说中国的核武器是外国专家帮助研制的”。邓稼先拿这封信请示周总理，周总理让邓稼先回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据说，杨振宁看信以后痛哭流涕，这个痛哭流涕反映了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厅的灯泡发出的光亮，远远比不上中国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光彩。邓稼先和国内的同行们依靠共同努力，把一个民族给托起来了。杨振宁感到，尽管自己获得了个人成功，但远不如邓稼先把个人成功和民族成功绑在一起得到的荣誉感更大。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创业要实”的要求，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老院士曾通俗地说：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情”。这个硬，一是硬在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上；二是注意细节，不让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哪怕是最微小的瑕疵。美国两次航天飞机在全球瞩目中爆炸的悲剧，就是由于一个部件出问题或几块石棉瓦脱落造成的。
“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但从不否认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从本质上讲，名就是追求社会的承认，利就是追求个人的生存条件。物质利益是人的正常需求，谁都要有收入、有住房，关键是要正确对待。问题在于一些干部把名利看得很重，干一点事就希望得到“回报”，刚刚提拔就琢磨怎么“再上一个台阶”。有些干部的工作为什么总没起色？往往和他在谋官、谋人上用心太多，在谋事上的精力明显不足有关。我们常说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其实有的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也存在需要调整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至于他对别人、对群众是什么态度，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不正之风必然反映到用人上。
《解放军报》不久前清除徐才厚对部队的不良影响时，就尖锐地批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的看似为官择人，实际上为人择官，搞‘萝卜选拔’那一套，非自己‘中意’的人不用；有的嘴上说任人唯贤，实际上却看来头、看背景，有关系的先用，有利益往来的先用；有的公开表态时讲五湖四海，实际却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非圈子成员不用，非自己亲信不用。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拿出有效举措，确保能者上、庸者下，钻战者上、钻营者下，会点兵者上、只会‘点菜’者下，会干事的上、会来事的下。”这段话寥寥数语，却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在最近见到这类谈用人的文章中，我至今还没有发现哪篇评论写得比它更精准更深刻，确实切中了我们用人制度上的一些弊病。
其实，该用什么人，不能用什么人，老百姓心里明镜一般。如果有的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投领导所好、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作风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所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我们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最大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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