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同盟”
对美日同盟的进一步趋近及其政治蜜月,当事国虽颇感满意,然而二者之间却也蕴含着矛盾的因子,这便对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制约。
一、美国霸权衰微,盟友树倒猢狲散
美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地缘版图,在客观上稀释了美国的霸权。另一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掀起的反恐战争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大大消耗了美国的硬软实力,美国越来越难以单独推进各项国际议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拒绝出让权力,未能对国际权力格局变迁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并成为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阻碍力量。
由于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具有一定资金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经验的中国于2013年10月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但是美日却将其视之为中国对当前金融秩序的重大挑战,因而多方阻挠,力劝西方大国及其主要盟友不加入该机制。这一策略开始似乎颇为有效,至2014年10月底,首批意向创始会员国中唯有印度一个大国。但是2015年3月,英国权衡利弊后,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对英国加入亚投行将引发他国纷纷迎合中国的潮流表示担忧。担忧很快成为现实,此后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等相继宣布加入。至今“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已多达57个,大国中唯有美日和加拿大尚在观望。
美国反对“亚投行”是其对全球金融霸权的固守,日本主要是对失去地区主导地位心有不甘。当然日本作为亚洲主要经济大国,具有随时选择加入“亚投行”的便利,其拒绝加入“亚投行”也部分是展示美日同盟的牢靠。当前,中美围绕“亚投行”的角力表明,美国对其盟友的影响力已大大下降,后者唯其马首是瞻的时代早已过去。如果说美国依靠其覆盖全球的同盟体系和国际制度维持霸权,那么如今这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对美国而言,在欧盟自主性日益增强并同中国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自然更为借重其亚洲盟友日本。尤其是亚洲正在崛起,美国也正大力推动战略东移,美日同盟是其不多的选项之一。这也是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展示出谅解姿态的原因。
美国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协调与联动,以便形成日美韩三国安全同盟的局面,这比当前“美日+”的模式显然要更进一步。顾及中韩友好的朴槿惠政府对此谨慎有加,拒绝任何会过分刺激中国的举动。依靠高超外交运作同时与中美保持良好关系的韩国当前正处于东北亚最优位置,其安全与富庶有赖这种均衡的持续,对此心知肚明的韩国自不会冒损坏这种优势地位的风险。为此,美国对韩国颇为不满。
二、日本空前孤立,“脱亚入美”难成功
日本的处境也是如此。在亚洲,日本已因安倍修正主义历史观陷入孤立。尤其是其主要亚洲邻国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保持了强硬姿态,韩国总统至今仍拒见在慰安妇问题上认识倒退的安倍。由于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立场相近,二者保持着一定形式的默契和政策协调。
在地区合作上也是如此。中韩近年政治关系稳定,经济合作迅速,相互依赖大大增强。中韩贸易总额近年增长迅速,很快将超过中日贸易总额;中韩FTA有望于近期签署并在年内生效。更重要的是,中韩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立场相似。面对美国在TPP问题上伸出的橄榄枝,韩国态度谨慎。显然,韩国更青睐中日韩FTA和RCEP。因此,在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中,中韩正进行着良好的立场协调与合作。这使在历史问题和自贸协议谈判两个主要问题上,出现中韩协调以对日保持压力的做法,使日本陷入孤立。在地区合作事项上,积极参与TPP谈判的日本同力推RCEP的东盟也存在分歧。东盟国家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也多有批评。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分为四个层次:美日同盟为基轴;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协力;价值观外交。日本外交整体上采取一种有倾向性然而较为均衡的中间路线。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逐步扩大和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在亚洲陷入孤立的日本在战略上出现“一边倒”的态势,积极推动与美军军事情报指挥和作战一体化,配合美国的军力部署,整合美日澳联盟,发展美日印关系,配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积极参与TPP谈判,全面支持美国的战略东移。对华政策上则呈现出领土争端中的针锋相对、地区合作中的另起炉灶,海外合作中步步紧追的“战略戒拒”态势;令其受益颇多的中日韩FTA,被置于次要地位。日本对中韩的历史问题关切关注不够,不是试图通过对中韩的积极外交实现和解,而是希望通过首先获得美国的谅解,以图对中韩予以牵制,可谓挟美以自重。因而,对日本而言,其外交的四个支柱中呈现美日同盟一根独大的局面,而其海外协力和价值观外交又在相当程度上有针对中国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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